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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已经进入了信息社会，但是，当我告诉我的朋友们（其中不乏新闻界、文学界消息灵通人士），在北京的城乡结合部、在北京的郊区，现在还有三、四百所打工子弟学校时，许多朋友都露出了惊奇的神色：
“是吗？不可能吧！怎么可能呢？”
“现在都是什么年代了，怎么还有‘私塾’？”
“政府为什么不去管管？”
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是农民工流动方式，从“单枪匹马”到“拖家带口”变化的必然结果；是现行教育体制无法适应社会转型及变迁的必然结果。这些跟随父辈进城的农村娃们，当他们进入学龄时，他们的父辈，不仅要解决他们的温饱，同时还要考虑他们的教育问题。而当他们遭遇城市教育机构的排斥与歧视时，便诞生了刚开始的“窝棚学校”和后来像春笋般涌现出的打工子弟学校。
通过张保贵、易本耀（李素梅）、张歌真的故事，我们基本可以廓清这样一条脉络：九十年代初，外地来京打工者中，有人在窝棚和简易平房中，开始办起类似私塾式教学点；随着农民工子女的急剧增多，特别是当创办这种专门为农民工子女服务的学校，也能产生经济效益，也能成为一种谋生手段时，九十年代中后期，打工子弟学校得以迅速扩展。尽管这期间，屡遭有关部门的驱逐与取缔，但野火扑不灭，春风吹又生，哪里有农民工，哪里就有打工子弟学校。它在一个时期内，解决了一部分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社会问题，发挥了对现行教育体制的“补充”作用。
打工子弟学校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属于私人办学；
（二）没有合法办学手续；
（三）招收的学生为农民工子女；
（四）收费低廉；
（五）师资力量相对薄弱；
（六）校舍简陋、教学器材缺乏。
打工子弟学校得以生存、发展，最关键的是经济杠杆在起作用。
根据北京市教委关于《北京市中、小学统一收费项目、标准》（2000年7月）的规定，非本市户口学生除了交纳规定的书杂费用，另外收取借读费用，小学阶段为每学期每人六百元，中学阶段为一千元。但实际情况比教育部门规定的要高得多，在教育产业化声浪的驱动下，各学校巧立名目收费，最普遍的是赞助费，高的要数万元。
另据对上海、天津、广州、杭州、宁波、苏州、无锡、福州、厦门、青岛、大连等十一个大中城市的调查，二00三年前，对非本市户口学生，小学每人每学年平均收取借读费400-800元，初中每人每学年平均收取借读费1000-2000元。同时，各校还要收取数额不等的赞助费。
如此高额的收费标准，对于平均月收入只有800-1200元的农民工来说，显然是难以接受的。
与公办学校相比，打工子弟学校的收费却要低廉得多。据对北京114所打工子弟学校二00一年收费标准统计，每学期300元以下的50所，300-399元的33所，400-499元14所，500-599元11所，600元以上6所。平均每学期为323元。
而且，打工子弟学校收费方式灵活，大部分学校按学期收费，有的还按月收费，普遍允许拖欠学费。有的学校对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在本校上学的给予优惠，有的学校对家庭特别困难的学生还给予减免学费。
打工子弟学校受欢迎，与它进出自由的机制也有关系。农民工流动性大，今年北京，明年可能去广东；上半年在丰台，下半年可能到朝阳。他们的子女一般要随着父母工作的转移而转学，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来去自由，你随时来插班行，什么时候想走也行。如果是按学期收费的学校，你提前转走，还可以把预交的学费退给你。
还有个重要原因是，农民工子女到公办学校上学，往往要承受被本地学生和教师歧视的心理压力。而在打工子弟学校，却没有这个问题，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出生一样，地位相同，彼此平等。
中央电视台某记者在采访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校长易本耀时，问：“易校长，你办学校赚钱了吗？”易本耀答：“怎么说呢？应该是多多少少赚了点吧！”记者说：“那我就放心了。”
记者的话其实说得很明白，打工子弟学校不是慈善机构，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做底线，任何一所打工子弟学校都是难以坚持下去的。
如果说，李素梅当年办学，是为了给亲朋好友的孩子“救急”；张保贵当年办学，是为了摆脱民办教师的困境的话；那么，后来的办学者，则是看到了通过对打工子弟学校的运作，可以有利可图；换句话说，他们已经把办打工子弟学校背梢恢帜鄙氖侄巍?一位校长告诉我，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只要能招到一百名学生，就可以有盈利，明细如下：
收入：
学费每人每学期400元，两学期800元，100人，合计8万元
支出：
房租1·2万元
教师工资4人，每人每月800元，10个月（寒暑假不发工资），
合计3·2万元
课本费每人50元，100人，合计5000元
水电费、办公用品、杂费1万元
盈利约2·1万元
如果学生人数在五百人以上，那盈利便更为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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