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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本耀认为丰台区的做法既违反了国务院办公厅2003年1号文件，又违反了北京市政府2002年19号文件。国务院办公厅的规定是，对社会力量兴办的民工子弟学校逐步规范，要给予扶持，消除卫生、安全隐患，不能采取简单的关停办法，造成流动农民工子女失学。市政府规定在人口密集区域，可以依法举办专门招收流动儿童少年的学校，要规范办学。确实不能办的或是不达标的才可以关掉。你丰台区“扶持”过我们什么？你如果认为我们不达标，可以限定我们时间改正嘛！你动不动就是查封，就是取缔，实际上是在丰台的区域内，不想给打工子弟学校一块生存的土地。
当时，同样遭遇取缔命运的河北打工子弟学校曹校长，找到易本耀，问下一步该怎么办，易本耀说：“我们又不干违法犯罪的事，我们‘非法办学’不是我们想违法，是现行教育体制与实际生活发生矛盾，没有及时调整，户籍制度还没有变革，流动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成了死角、盲区，我们来扫除这个死角，避免流动儿童成为新文盲，何罪之有？我们怕啥？”
易本耀甚至还跑到区法院起诉，法院没有受理。
据易本耀统计，这次丰台区共关闭了七十九所打工子弟学校，迫使大量农民工子女或南下大兴，北上海淀，或东奔朝阳，西赴石景山。
丰台区没有立足之地，易本耀不得不将人马撤回海淀区，专心经营行知打工子弟学校。
有人曾经问过易本耀，办学这么些年，最想要的是什么？易本耀回答：“‘出生证’”。也就是那张由教委颁发的《许可证》。
十年风波，十年磨难。
二00三年十二月十日，经海淀区教委正式批准，行知打工子弟学校终于获得《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
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是我采访的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
该校位于西五环内的龚村，一条马路，分割成两个世界：马路的西边是一片正在建设之中的住宅小区，滨河水景，欧式风格；马路的东边是一片低矮破旧的平房区，而学校则被这片平房包围着。
学校是租借原来村小的校舍。这里是行知打工子弟学校的本部，学校还拥有一个中学部，两个小学分部。共有学生三千二百三十六人，教师一百三十六人。
一面墙上用红漆刷着两条醒目的标语：“没有社会的支持，就没有学校的今天”、“宣明会恩重如山，陈医生情深似海”。
学生们正在上课，不时有朗朗读书声从教室里飘出。
今年四十二岁的易本耀，穿了件皮夹克，戴了个鸭舌帽，看去像是五十多岁似的，他说自己从到北京办学那年起，就开始秃顶了。为了驱逐不断袭来的疲倦，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
在他那间堆满教具和杂物的办公室里，我们整整交谈了三个下午。
当十年风波已经趋于平静时，当十年的磨难已经化作历史时，回顾十年经历，易本耀依然是感慨万千。
他说：“当年，李素梅是不想教书才跑到北京的，没想到不想教书，却又重新拿起了教鞭。我也是这样，我也是来帮她救救急的，根本没有准备要当什么校长。可以说，我们全是被动陷入这个领域的。一进入这个领域，那情况又不一样了。你面对的是一个个孩子，一个个有生命、有情感的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想打退堂鼓时，你就会想到，学校关门了，孩子们该怎么办？你就不会撒手不管，你就会被一种信念坚持着……”
我问：“什么信念？”
“怎么解释呢？”易本耀说：“一般的人都会有一种责任感，或者说是良心吧。要不，十年中，我们被查封了这么多次，早撒手不干了。”
“你觉得，作为一名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和一般公办学校的校长有什么不同吗？”
“我记得陶行知说过，当一名校长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有农夫一样的身手。在打工子弟学校当校长，更要有农夫的身手，你拿起书本能上课，放下书本连装卸工的活儿都能干。第二，要有教师的头脑，你必须懂教育；第三，要有社会改造家的精神。我不敢说自己是社会改造家，但创办打工子弟学校，必须要敢于挑战，敢于改造，敢于冒险。这几年，我们一直顶着“非法办学”的帽子，在夹缝中求生存。我常常跟同行们讲两个校长，在海淀区八家村，有两所打工子弟学校，一所是张保贵办的八家社会小学，一所是李焕友办的一所小学。两所学校当时的学生都不是很多，后来遇到了困难，联防队经常来找麻烦。那个李焕友坚持不住了，卷起铺盖卷跑了。可张保贵咬咬牙支撑了下来，后来学校越办越好。我常说我们要学习张保贵，不能学习李焕友。张保贵的身上有一种可贵的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比一般公办学校的校长面临的问题更多，更难当。”
我说：“作为打工子弟学校，它的硬件肯定不如公办学校，它的管理者与师资队伍也不如公办学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提高这类学校的教学质量？”
易本耀说：“经过十多年的大浪淘沙，打工子弟学校也一直在分化，有的越办越好，规模越来越大，有的则被淘汰出局。我认为，一所学校能不能办好，关键在于质量；而质量好坏，在于管理；管理好坏，又取决于校长的文化素质。要提高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学质量，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要提高校长，也就是办学者的素质。”
“你对这些校长们是怎样评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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