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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阿根说：“当建筑工哪有不被拖欠工资的？九六年在浦东，说好工资是每个月一千二，但实际上每个月发六百，剩下的年底统一结算。快过春节了，我们让老板结算工资，老板说业主给不了钱，自己也没办法。最后每人发了三百块钱路费，给打发了。第二年更惨，也是每个月发六百，快到春节时，房子盖好了，可要找老板结算时，老板卷铺盖卷儿早跑了。找业主，业主说已经把钱算给了老板了。当时把大家气得恨不得跳楼！九七、九八年到苏州干，基本上也只能拿到百分之七八十的工资。这还算不错的了，有的老乡辛辛苦苦干了一年，除了伙食费，一分钱都没拿到。前几天的《北京晚报》你没看到？老板拖欠工资不给，一群打工的爬到房顶不下来，公安局的消防车都出动了。”
“到北京以后是不是好一些？”我问。
“好一些，毕竟是祖国的首都嘛！”王阿根说，“不过，前两三年还是拖欠，后来中央抓了这个问题了，去年没拖欠。你不想想看，一个农民工进城累死累活干一年，就盼着春节前带点钱回家，这是全家第二年的生活费，还有的要靠这些钱给家里人看病，留着盖房，给孩子娶媳妇用……民工挣钱本来就不多，还拖欠工资，你说缺德不缺德？”
“你不是说，第二最怕的是工伤事故吗？”
“是的，搞建筑的免不了磕磕碰碰。小伤什么的无所谓，大事故就麻烦了。那年在浦东，我们一个老乡从脚手架上掉下去，把脊椎骨摔断了，半身瘫痪。老板说他是违章作业，要他自己负责。最后官司打到法院，法院判老板赔偿二十万元，老板说你就是把我杀了，也没有这么多钱，拖了一年多，给了三万元，不了了之，老乡现在还躺在床上。至于断胳膊、断腿的，每年都有。”
我问：“你这次把腿砸伤了怎么处理？”
王阿根说：“我们这个老板还不错，算我是工伤，医疗费报销，工资给发一半。”
“你家里人都来了吗？”
“老婆来了四年了，现在带了个五岁的儿子，大女儿在沙窝那边一所打工子弟中学上学。”
“为什么不到公办学校？”
“没有关系，又没有钱，能有书读就不错了！”
这时，进来一个小伙子找水喝，王阿根一见，忙说：“‘小秀才’，你来得正好，正好这位记者要了解一些情况。”
王阿根又给我介绍：“他叫欧阳强，高中生，是我们瓦工班文化水平最高的，大家叫他‘小秀才’。我去趟厕所，你们先聊聊。”
王阿根一瘸一瘸走了。
欧阳强问：“你是记者？你要了解什么情况？”
我说：“咱们随便聊聊。你是高中生，参加过高考吗？”
“参加过，大前年没考上，前年没考上，去年差了七分，还是没考上。不考了，索性出来打工了。”
欧阳强同王阿根是一个乡的。家里穷，他的两个姐姐，一个上到小学毕业，一个上到初中，都休学了。唯有他，一直读到了高中。全家人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他考上大学上。三次参加高考，三次落榜。他的大学梦破碎了，父母的心也破碎了。
去年九月，给父母留下了一封信，他独自去了杭州。当初高考第一志愿他填的是浙江工学院，花了大半天时间，他找到了这所心仪已久的学堂，当看到那些男男女女，从校门口出出入入时，他的心一酸，扭头走了。
不知该到哪儿去，也不知今后的路该怎么走，他盲目地在大街上走着走着……第三天，看到武陵门一个建设工地招收小工的小广告，他去报了名，成了搬运砖块的小工。每日从早晨七点干到晚上六点，日工资二十元。尽管在农村长大，也吃过苦，但毕竟没有干过这么强体力的活儿。头一个月，他说自己瘦了十二斤，不过总算咬牙坚持下来了。
年初，他听说同乡王阿根在北京，便投奔他来了。
“刚开始，阿根叔说我是高中生，还介绍我到他女儿那所学校当老师。我教了一个月就回来了。”欧阳强说。
“为什么？”
“别看那学校条件不怎么样，竞争也很厉害。好些东北、内蒙、河北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不愿在当地教书，也跑到北京。人家毕竟经过专门训练，我一天书都没教过，竞争不过他们，又跑到工地来了。”
“你现在每月工资多少？”
“我没有技术，只能当小工，每天二十五块。”
“你就想这样干下去？”
“只能先这样干下去，”欧阳强目光里含着一种无奈。片刻，他像似自言自语：“如果去年多考了七分，我走的会是完全不同的一条人生道路。现在我什么也不去想它了，走一步算一步……”
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安慰眼前这个年轻人。
一旁的王阿根插了句：“小伙子，认命吧！”
快中午时，一些工人打着饭菜回来了。
听王阿根说我是记者，他们又是新奇，又是兴奋，七嘴八舌议论着：
“来了记者，好呀，写写我们！“
“我可是头一回看见记者！”
“给阿根写一篇吧，工地的劳动模范！”
“我们的工资太低了，帮我们反映反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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