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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处林立的脚手架，组成了城市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而农民工是建筑工中的一支主力军。
我想了解建筑工的生活状态——这并不困难，在我所居住的这个大院的四周，便有好几个建筑工地。
星期六，城里人可以休息，但建筑工没有休息日。
西门外是一个正在建设之中的军队住宅小区，四栋二十二层住宅楼刚刚封顶。
我的一身军装，让我很容易就进入工地里。没有同魏稳舜蛘泻簦蚁胝壹父雒窆に姹懔牧模庋媸怠?工地的西侧是两长排简易房，我估计那是民工们的宿舍。最南头一间的门上写着“瓦工班”三个字，我刚推门往里探了探头，便有人向我打起了招呼：“来啦？”
打招呼的是个中年人，正坐在窗前吸烟。
我环视了一下屋子，六张上下床占了多半空间，床上堆满了被褥、衣服和行李。床下塞着脸盆和一些工具。
我对中年人笑笑，“我随便来看看。”
“别着急，明年‘五一’差不多就可以交钥匙了。这些日子，来看房子的很多，也是，你们当兵的分到一套房子也不容易。”
显然，他把我当成分房户了。
“你是师职？还是团职？前面两栋是师职搂，后面两栋是团职楼。”
我还是笑笑。反问他：“你今天怎么没出工？”
“前些日子不小心，把脚面给砸了。”
这时候，我才注意到他的右脚掌裹着白纱布。
“老家在哪儿？”我问他。
“浙江东阳。你呢？”他反问我。
“浙江温州。”
“好呀，遇到老乡啦！”他两眼一亮。
我说：“还没有问你贵姓大名呢？”
“免贵姓王，我叫王阿根。”
我说：“阿根，你们那个地方，好象名字叫根啊、土啊、水啊的挺多的。”
“我们老家有个习惯，给孩子起名，起的土一些、贱一些，说以后孩子好养。”
“阿根，你出来几年了？干这个建筑活儿几年了？”
王阿根又点燃了一支烟，“我今年四十一岁，要说出来差不多有二十年了，到北京都快五年了。”
或许是遇到了老乡，或许是一个人在养伤有些寂寞，王阿根滔滔不绝地给我讲起了自己的经历——
王阿根的老家地少人多，全家六口人，只有一亩六分地，还有一半是山地，年成好能吃饱个肚子，年成不好连肚子都吃不饱。他父亲会瓦工活儿，农闲时就出去帮人家盖房子，挣点小钱。在家他是大儿子，他觉得应该出去闯闯，帮助父母解决一些负担。父亲让他学学瓦工活儿，他不干，却跟一位堂兄学了半年修鞋，他觉得修鞋比种地强，也比当瓦工强。看差不多能独自干活了，王阿根背起修鞋箱，走出了家门。先在杭州呆了一年，杭州修鞋的多，生意不好做。一九八五年开始，往西北跑，去过西安，去过西宁，去过兰州，最远跑到拉萨。一般是过了正月十五出去，腊月才回家，一年能挣个七八千元。这期间，他成了家，养了孩子。西北气候不好，风沙大，吃的也不习惯。一九九三年，他又回到杭州。杭州修鞋的人多，还是不好干。他父亲说，现在到处在盖楼房，你就跟我学学瓦工吧。他想想也是，就跟父亲学了两年瓦工。看看手艺学得差不多了，他又往外跑。当时，他们村里有些人在上海浦东盖房子，他也跑到浦东。后来，又转移到苏州。一九九九年，到了北京。
我问：“你怎么会想到来北京呢？”
王阿根说：“搞建筑这一行的，喜欢拉帮结伙，喜欢跟老乡、熟人在一起，这样有个事情好照应。比如我们正在干的这个小区，承包商是苏州一家公司，但干活的农民工，有浙江的，安徽的，还有四川的。瓦工浙江人最多。九九年春节，我们村一个在北京干木工的老乡，说北京房地产开发特别火爆，需要大量的建筑工。过了春节，我便串通了七个老乡，跟他到了北京。”
我们正说着，一位戴着顶黄色塑料安全帽的人，一脸怒气地走了进来。
王阿根问了句：“有事吗，老板？”
老板噼里啪啦用土话说了一通，我听不懂他说什么，好象跟什么“砖头”有关。
等老板走了以后，王阿根告诉我：“这是包工头的弟弟，刚才在工地上发现一些半截的砖头，他让几个工人拣起来，能用的尽量用，工人们不太乐意。这是经常会发生的矛盾，老板想省料、省钱，工人用整砖当然比用半截砖方便、省工。”
“看来你还是个头头罗！”
“瓦工有两个班，我是一班的班长，最多只能算个小头头。”
王阿根像是突然想起来似的，“矣，你好象对这些挺感兴趣？”
这时候我才实话实说，告诉他自己准备写一部有关农民工的报告文学，正在采访之中。
王阿根说：“写农民工，好呀，农民工被城里人看不起，但是要是没有农民工，行吗？城里盖楼的都是农民工，卖菜的也都是农民工，还有修鞋的、修自行车的、扫马路的、收废品的……哪行离得开农民工？我们说，这个城市要是一天没有农民工，光垃圾就要堆成山。不过，农民工苦啊，你要真写农民工，就要写写我们的苦处。”
“你说说都有哪些苦处？”
“农民工的苦处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这样吧，我先说说干我们建筑这一行最怕的。”
“最怕的是什么？”
“一是拖欠工资，二是工伤事故。”王阿根又点燃一支烟。
我问：“你也被拖欠过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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