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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细菜是从哪来的?”
“他们是半夜里刚刚从附近的菜农那里贩来的。”
我问那位卖油菜的中年人,几点去进菜。他说凌晨两点就到菜地了。油菜进价每斤四角,出价四角五分,每斤挣五分钱。
他应该是第一道菜贩,陈志平只能算是二道贩。
进了批发市场,人挤人,车挤车,地下到处是烂菜叶子和冰碴子,稍不留心就要滑倒。
陈志平不住提醒我:“注意你的钱包和手机,这里面小偷多着呢!”
推着平板车实在走不动了,陈志平不得不将它锁在一家熟悉的批发生姜的店铺前。
我跟在一旁,在一张小纸条上记下当日的菜价:
胡萝卜0,30元奶白菜0,70元
心里美0,35元蘑菇1元
白萝卜0,20元青椒0,70元
茄子0,70元小葱2,80元
陈志平每买下一两样菜,就用大塑料袋装好,自己提着往平板车上倒,来回折腾。批发市场里有穿着黄马褂专门负责搬运菜的小工,每运一趟收费三元,陈志平舍不得花这三元钱。
快到九点,陈志平才进完菜。顾不上歇口气,又急急火火往回赶。他出来时连早点都没吃,我劝他先吃点东西垫垫肚子,他说来不及了,得抓紧赶回去卖头拨菜。
回来是顶风,陈志平弓着身子,骑得满头大汗。
经过海军大院西门外海悦超市,陈志平将一半的菜卸在赵文秀的摊位上;然后,又将另一半菜,卸在自己在海军大院的摊位上。
“今天,您准备吃点什么?”“都是刚刚上的,挺新鲜的,您要点什么?”陈志平开始招徕顾客。
小菜市场里卖菜的有十几家,陈志平告诉我,他们同行之间的竞争也非常激烈,不仅价格要公道,服务态度还得好。
中午,我在机关食堂吃完饭,快一点时,刚到海悦超市,陈志平也来了。他从大院便民食堂打了两盒饭,一份豆腐,一份圆白菜炒粉丝,一共花了四元五角,他说两口子合在一起吃要省一些。
吃完饭,陈志平说:“对不起,我得先睡一小觉。”
“睡觉?在哪儿睡?”
陈志平指了指门口的平板车,“就在上面眯一小会儿,早晨起得早,要不实在顶不住。”
我担忧地说:“那多冷?”
陈志平说:“有件大衣盖,再说也习惯了。”
晚上七点半,陈志平收完海军大院的菜摊子,又从食堂买了点饭,两口子一起吃。赵文秀一般十点左右先回家,而陈志平要一直到夜里十一点半,等超市关门后才能回家。
我问他:“早晨进的菜都卖了吗?”
“卖了三分之二,天太冷,卖不动。”
“那怎么办?”
“明天少进一些,剩下的接着卖。”
夜里,没什么顾客,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陈志平说:“来北京已经二十年出头了,要说挣钱,肯定比在老家强,但受的苦、受的气也多着去了。这两年好多了,前些年,整天担心怕被警察收容遣送回老家。”
“你被遣送过?”
“我倒没有,我们老乡好多被遣送过。遇上每年的‘两会’和一些重大节日,警察三天两头开着车在街上转悠,不管你有暂住证,还是没暂住证,只要看你不顺眼,就往车上抓,吓得我们都不敢上街,尤其是晚上。我们有个老乡,在六里桥附近摆个水果摊。一天夜里,孩子感冒发高烧,出去买药,刚走到街口,遇上警察抓人,他说孩子病了,出来买药,自己有身份证,也有暂住证,都放在家里。警察根本不听他的,把他架到车上,先到派出所,等人凑齐了就往昌平收容所送。强制劳动,整天筛沙子。后来花了一千多元,托人走门子,才把他给保了出来。”
“如果花不起钱呢?”
“筛一车沙子记五毛钱工钱,挣够了路费,就遣送回老家。”
我问:“你们现在最担忧的是什么?”
“北京是首都,政治活动多,遇到大活动,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走我们这些外地来的农民工。理由是不安全、不稳定,影响市容。香港回归,澳门回归,都赶过农民工。”
陈志平想了想,又说:“其实,最难的还是孩子的上学问题。像我们这些人,全部的希望都放在孩子的身上,可孩子在北京上学太难了,又是借读费,又是赞助费,还要这个证,那个证。我们挣点钱本来就不容易,好多钱都花在孩子上学上了。谁不想自己的孩子能多读几年书?谁不想自己的孩子将来能有出息?我们家老二眼看明年小学毕业,就要上中学了,我现在还不知道到哪儿给他找中学呢?”
说完,陈志平长长地叹了口气。
夜深了,天空不知什么时候飘起了小雪花,纷纷扬扬,整个世界变得一片混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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