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择字色： 选择背景色：
回书目 
当开往北京的火车，慢慢离开信阳车站时，李素梅在心中轻轻说了声：我的教师生涯永远结束了……
这是一九九三年三月的一个清晨，河南信阳的天空有几片淡淡的彩霞。
李素梅老家在信阳息县岗李店乡，一九八0年高考落榜，在家闲了两年后，在村里的小学当民办教师。民办教师穷，刚开始每月的工资是三十元，三十元里一半从学生的学杂费里提取，另一半由乡里统筹，筹到了年底给，筹不到就给打条子欠着（至今，李素梅手里还有好几张这样的条子）。后来，每月涨到四十元、五十元，到这次离开前是六十九元。
乡村民办教师像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李素梅一个人包了三年级的语文和算术两门课，每星期三十节课，还当班主任。她形容自己那时候就像是一台老式的教书机器一样，一年到头教啊教啊，一直在小讲台上教着。同所有的民办教师一样，她唯一的期盼就是什么时候能转为公办教师，但是，转公办的名额极少，一年又一年，她的期盼一次又一次地落空。
十年前，为了创作报告文学《中国山村教师》，我曾经走访了贫困山区的一百多所山村小学，接触了许许多多山村教师，我被他们的奉献精神深深地震撼了。我曾经在书中写道：“如果用蜡烛来形容教师的话，那么，山村教师便是两头都在燃烧的蜡烛。山村教师是用特殊材料组成的一个特殊的群体。要不，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为什么他们仍然甘于寂寞，安心清贫，默默地坚守在教育这块贫瘠的土地上……”
李素梅的姐夫在北京当兵，九十年代初，先是她姐姐随军到了北京。后来，兄弟姐妹几个全都投奔他们去了，在北京做小生意，有的卖菜，有的卖小商品，有的推销烟酒。兄妹们经常来电话，要她也出来，说在北京一个月怎么也能挣个几百元，怎么也比在村里当民办教师强。她也曾犹豫过，只是转公办的心思一直没有死。
一九九三年二月，县里缩减民办教师，学校的领导说，她可以继续留下，也可以走人。她十分矛盾：想留下是因为教了十年书，真教出感情了；想走是当民办教师实在是太清贫了。她与在粮管所工作的丈夫易本耀商量，丈夫说，这个事情还是你自己拿主意，别走了后悔，留下又不安心。
恰在这时，大姐又来电话催她去北京，一咬牙，她含泪离开了村小。
刚到北京，跟五妹在五棵松河边早市卖儿童服装、鞋袜。虽然从来没做过生意，不过，有五妹带着可以慢慢学，她学会了怎么进货，怎么与顾客还价。开始，她怎么也不明白一双童鞋，明明三十元就可以卖掉，偏要开价六十元，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还是以三十元成交了。妹妹告诉她，这就叫做生意，你一双三十元的鞋，开价六十元，最后被顾客砍到三十元，你卖了，顾客就有一种满足感，觉得自己赚了三十元。你要是开价三十元，死咬住三十元，一分不降，顾客会觉得什么便宜都没有得到，肯定走人。头个月她挣了五百元，差不多是她教民办大半年的工资。
八月底的一天，上午约莫九点来钟，李素梅和妹妹正准备收摊，有人在一边嚷嚷，说附近桥边有个八九岁的河南小男孩让车给撞了。李素梅姐俩一听急得不得了，因为她们的哥哥就在桥边摆摊，哥哥也有个九岁的儿子，每天都跟着哥哥一起出来卖菜。姐俩蹬着平板车到了桥边，见小侄子正在地上玩儿，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晚上，一家人在吃饭时，又提起了孩子们的上学问题。他们算了算，兄妹几家一共有九个孩子，都遇到了上学麻烦。最大的小侄子已经十一岁了，还没上学，最小的也有七岁。不是不想上，是上不起。他们到附近的一些学校打听过了，不是北京户口的外地学生，想上北京市公办小学，每学年除了交四百八十元的借读费，还得交赞助费，五六千、三四千不等，最少的一年也要两千元。当时，他们每家一年毛收入，也就五六千元，供一个孩子上学要花费掉近一半，这学上不起。把孩子送回老家吧，没人照顾也不行。就这样，几个孩子的上学问题一直拖着。
当过教师的李素梅，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她说：“一年拖一年，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孩子们的学业，可是耽误不起啊！再说，每天跟着大人到市场去，也不安全。”
理是这个理，可哪家又拿得出那么多的借读费和赞助费？
一家人都陷入深深的苦恼之中。
这时，五妹在一旁说：“我倒有个好主意，就不知道二姐愿不愿意？”
二哥说：“有什么主意你就说嘛！”
五妹说：“二姐啊，你不是当了十年的老师吗？把几个孩子拢在一起，你当老师，你来教嘛？”
李素梅说：“我已经说过了，这辈子再也不教书了。”
五妹说：“那是气话。你是当民办教师穷怕了。”
李素梅说：“这哪中？教书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大哥也插话说：“我看中，人家的孩子教得了，自家的孩子咋教不了？你以后专门负责教书，不用到市场去了，每个月的工资，我们几家给凑，就当孩子们的学费。”
回书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