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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甚至有个别人给报社写信提议：“作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伙伴城市，青岛市民的素质越来越高，其着装越来越干净。而在青岛打工的民工素质却很低，不讲卫生，衣服上沾满油污，坐公交车经常碰到市民身上，引起市民厌恶，时间久了，双方的隔阂越来越深。最简单的办法是在公交车隔出小块区域专门供民工使用，这样可以减少市民对民工的厌恶感，消除隔阂和矛盾。”
尽管这只是极个别人“偏激”的提议，但它却是城市居民普遍心理的一种折射！
根据零点调查公司在1996年底对京、沪、穗、汉四城市的调查结果显示，对于农民工入城，30·4%的市民认为“基本上是一件好事”，18·9%的人认为“基本上是一件坏事”，认为“好坏各半”的人为50·8%。另据1997年宁波市政法委调研处的问卷调查结果，72·4%的宁波市民对外来人口持不欢迎态度。不欢迎的理由集中于“影响社会治安”（95·2%），其次分别是“影响卫生及城市管理”（29%）和“影响就业”（13·4%）。
城市居民的自我优越感和对农民工的误解、偏见与歧视，势必加剧市民和农民工之间的隔阂与紧张；反之，这种误解、偏见与歧视，又会引发农民工对城市居民的不满与对立，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之一。
社会对农民工的剥夺，是形形色色的，是多方面的，它甚至形成了一条“剥夺链”。
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便是这条“剥夺链”中的一个环节——一个最突出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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