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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日下午，济南的警察来接人，我们一共有七八十人被送到北京站，晚上六点多到济南火车站旁边一个收容所。有个警察说，交三百元就可以走人。我和两位老乡，每人交了三百元，离开收容所。然后到火车站，买了张车票，当夜又回到北京。
——一位民工自述
城市收容，原来主要是针对城市里的流浪乞讨人员，一九九一年，国务院对一九八二年颁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做了修改，将原来的收容对象，扩大为“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无稳定经济来源”的所谓“三无”人员。由于“三无”审查标准不明确，扣押“三无”人员也变得十分随意。收容成了一些基层办事处和派出所的经常性工作，遇到重大庆典活动和重要节日，则成了一项主要工作，而被收容的主体是农民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崔传义研究员曾做过一次农民工的随机调查，在123名访谈对象中，自身曾被收容过的有19人，占15。4%；自己的亲属和所认识民工被收容过的59人，占了近半数。
一九九九年，北京市全年收容149359人；
二000年，广州市全年收容117044人。
有消息透露，全国七百多个收容站，每年有一百多万人被收容遣送回原籍，这中间，占85%以上是农民工。
大量事实表明，近年来，收容遣送被越来越多地用于对农民工的社会管理，使得他们的公民自由和其他权益受到损害，妨害了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发展，引起了人们的反感和对立情绪，影响了群众对政府的信任，成为农民工反映最强烈和急待解决的问题。有的农民工说：“全国喜庆和传统节日，却成了我们担惊受怕和倒霉的日子。”
2003年3月，广州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收容站工作人员殴打民工致死案件。
孙志刚被故意伤害致死案披露后，引起全国范围内对收容遣送制度的愤怒声讨。三位法学博士和五位法学专家联名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
2003年6月20日，国务院宣布废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但收容给农民工造成的心灵创伤，“收容之痛”的后遗症，非短时期所能消除……
剥夺，其次反映在经济上的侵害。
二00四年岁末，我在深圳采访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民工荒”，正席卷珠江三角洲。广州、深圳、东莞急缺一线生产工人二百万。到处可见招工广告，有的广告上写着：急！急！十万火急！
二十年来，飞速发展的珠江三角洲，一直和中国农民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密不可分。今天，这块“乐土”，却遭到了农民工的背叛。
在人们的印象中，珠三角是从来不发愁缺少劳动力的：“很简单，你不干，工厂门口还有大把的人等着进厂！”
造成“民工荒”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工资太低是最主要的原因。
东莞市委政策研究室的调查认为，全国24个城市农民工的平均月工资为660元，深圳比平均数高了5·4%，而东莞却低了16·8%。
另据一份材料表明，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12年来月平均工资只提高了68元，剔除物价上涨等因素，农民工的工资相当于负增长。
工资低不说，更恶劣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拖欠民工工资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
根据全国建设工会2003年初的数据：“有的省约有55%的农民工遇到工资拖欠问题。据建设部统计，截止到2002年底，全国拖欠工程款约5000亿元，主要是业主拖欠，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当地政府拖欠，另外是开发商特别是房地产开发企业拖欠。根据北京市的调查，全市70万农村进京施工队伍，被拖欠劳务费总额30亿元，人均被拖欠4000多元。”
为了讨要工资，有爬上塔吊示威的；
为了讨要工资，有到政府前静坐的。
2003年农历腊月二十八，沈阳市北风凛冽，天寒地冻。在某花园小区建设工地打工的王金安和小“四川”，因讨不到工钱，无钱回家过年，各自吞下100粒安眠药打算自杀。所幸被工友发现得早，送进医院抢救，才挽救了他俩的生命。2002年5月，王金安与妻子从吉林老家来到沈阳打工。当年11月，小区工程竣工，但由于某种原因，工程没有接受验收，房子卖不出去。王金安和他的六十多名工友，不仅没有得到应得的工资，还被老板撵出工地。他们四处讨要，一直没有结果。2003年初，王金安的妻子得了急性阑尾炎，因动手术，又欠下一万多元的债。求天天不应，求地地无门，走投无路的王金安和小“四川”，只好以死抗争……
国家统计局公布，2004年全国农民工月平均收入539元，而同时期城镇工人是1335元，也就是说，因为雇佣农民工，雇主每人每月可以节省796元。全国因雇佣农民工而节省的开支相当于当年GDP的8·5%——这个“节省”实际上就是一种经济上的侵害。
剥夺，同时表现在对农民工的歧视。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一直实行的是城乡相互隔离的二元社会结构，其主要内容是城乡有别的二元户籍制度、二元粮油供应制度、二元劳动就业制度和二元社会福利制度。其中二元户籍制度是该结构的核心。正是这个二元户籍制度，使人们习惯于用“城里人”和“乡下人”来划分公民群体，埋下了“城里人”歧视“乡下人”的“祸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研究部部长韩俊，曾经在北京做过调查，一个外来民工每年办一次暂住证要180元；后来又规定要办就业证，每年办一次180元，还有婚育证、健康证等；北京市对每个农民工一年的收费一共是485元。又比如，深圳2001年共办理暂住证343万个，收费约10亿元。韩俊说：“有关部门在收取管理费用之后，并没有为农民工提供任何的法律保护。从实际情况看，大多演变成以管理之名，行收费之实。损害了进城农民工平等的就业权利，也没有真正起到引导农民工有序流动的作用。”
这是发生在某个城市的一起“臭脚事件”：
一辆公交车在某站停下后，上来几个民工。一会儿，车厢里散发出一阵阵臭脚丫味。乘客们议论纷纷，有的掩起了鼻子，有的四处搜寻“臭源”。还是女售票员眼睛尖，发现这股臭味来自刚上车几位民工脚上穿的胶鞋。她立马瞪起两眼，连讽带刺道：“嘿，瞧你们几个臭脚，多长时间没洗了，恨不得把人熏个筋斗！赶紧下车吧，要不大家该提抗议了……”几个民工一听，脸红到耳根，抱着蛇皮袋、提着工具，灰溜溜地逃下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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