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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经济学家，把新中国刚成立的土地改革、改革开放初期的家庭承包制和农民工进城，看作是农民的三次解放。
数以千万计的农民，挣脱土地的束缚，实行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加速了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人类社会迈向现代化的必经阶段。据联合国计划开发署《2002年人类发展报告》统计，1975-2000年，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平均增长率为3。7%，世界平均增长率为2。5%。同期中国平均增长率为4。3%。中国城镇化速度加快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大规模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和城镇所致，是世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大量“离土不离乡”、“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工厂，实现了生产要素的的合理配置与优化组合，降低了工业化的成本。
二十多年来，廉价的农民工，为我国六百多个城市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是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贡献者。2002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达10·2万亿元，如果以7·4亿劳动力计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3783万元，。以我国劳动力创造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值来计算，那么1亿农民工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就达1·37万亿元。
在经济发达、进城农民工最密集的珠江三角洲，农民工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5%以上。
在北京南郊的“温州村”，每年的服装交易额超过30亿元，上缴税收达1亿元，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支柱之一。
广东原省委书记林若曾说：“没有农民工，就没有广东的发展！”
中山大学教授周大鸣说得更形象：“广东现代化的脚手架，是由进城农民工撑起的！”
在城市里，每天清晨，最早迎来黎明的是他们——
送牛奶的、送早报的农民工；
清扫垃圾、摆早市的农民工；
走向建设工地的农民工……
2003年12月初，湖南省株州市做过这样一个试验：让清扫垃圾的农民工放假三天。结果，三天后，大街小巷垃圾成堆，臭不可闻……
就如同每个城市不可一日无电、不可一日无水一样；如今，我们的城市已进入了不可一日无农民工的时代！
但是，我们的城市、我们的社会，又是如何对待用自己的双手撑起现代化脚手架的农民工呢？
小时候
我天真地唱着
“我爱北京天安门”
等我长大了
我到北京去打工
北京却让我办暂住证
……
这是一位青年农民工写的一首短诗，幽默中透出几分无奈和愤懑！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李强，在阐述农民工在政治、经济、社会权利等方面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时，使用了社会学一个比较激烈的词汇——剥夺。李强说：“长期以来通过对农民工的调研，亲身感受到，确实存在剥夺的现实。任何一个直面现状的中国人都可以看到，在GDP以近8%的年增长率的前提下，一方面是财富的巨大增长，富裕者和他们拥有的财富的急剧膨胀，另一方面是与之天壤之别的贫苦的农民和农民工。”他认为，采用其他的词汇都不足以解释这一社会现象之严酷和残酷的特性。
剥夺，首先反映在政治上的侵害。
尽管现在每个城市不可一日无农民工，但是，进了城的农民工没有选举权，不能参政议政，无法维护自身权益，成为被动的“无政治群体”。同时，农民工还成为社会歧视的主要对象（这种歧视包括户籍、就业制度、社会保障、教育培训诸方面）。
收容，是最让农民工胆战心惊的一种“杀手锏”。
我与妻子在北京收废品已经十年了，一直奉公守法，暂住证等证齐全。全家四口人，两个孩子都在上小学。
今年（2000年）“两会”期间，我在五棵松一带收废品时，突然从一辆警车上跳下几位警察，对我说要检查暂住证。我掏出暂住证让他们看，他们随便扫了一眼，便说证是假的，给撕了。强迫将我塞进警车。车内已经抓了六七个人。
我们被拉到昌平后，被组织起来拉沙子。每天要干十个小时的活，住的很差，伙食也很差。干了二十几天，家里人交了四百元罚款，才把我放了。
回来以后，觉得无法面对自己的孩子，孩子在学校受的是热爱北京的教育，可我却遭到如此不公正的对待
——一位民工自述
一九九七年，经老乡介绍，我和老婆、孩子，到北京摆了个水果摊。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号，也就是五十周年国庆前夕，这天早上三点，我骑着车子到农贸市场进货，半路上，被警察抓住，其实我有暂住证，在家里放着。
下午三点，才送到昌平，这期间没喝一口水，没吃一口饭。
在昌平住了两天，被送到河南安阳，两百多人关在一个大屋里，大小便都在里面。又住了两天，被押送到信阳市收容所。然后再送到一个砖厂干活，每天有人看守着，像劳改犯人一样。
干了五天，才被放了。
——一位民工自述
二00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晚上大约九点钟，我与另外两个老乡干完装修活，刚走到公共汽车站，突然从旁边一辆面包车上下来四个人，检查证件。我们把证件递给他们，他们看了一眼，说了声“过期了”，就把我们带上面包车。
先是住在昌平收容站，一天两顿，一顿每人一个窝窝头，一块咸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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