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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前，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秘书长徐永光告诉我，在我国农村的贫困地区，每年有一百万名儿童由于家庭贫困而失学，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不可能吧？”
徐永光说：“你要是觉得不可能的话，不妨到贫困地区看看。”
我第一次走进太行山，其实，那里离北京不过也就一百多公里。荒秃的山梁，低矮的草房……让我压根儿没有想到的是，会有那么多的儿童，因为交不起每学期一二十元的学杂费，而被隔阻在校园外。
面对他们那一双双饥渴的目光，我的身心受到强烈的震撼。
更让我震撼的是这样一组数字（1989年）：
全国有2·2亿文盲，全世界每4个文盲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
在我国全部2·2亿学生中，三分之一只能读到小学，三分之一读到初中，再能读到高中的不到三分之一；
全国平均受教育程度不足5年。
接下来，我对六省十三个贫困县进行了一次三个月的采访，越是深入，我的心情变得越加沉重。
每一个失学儿童，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我要读书！”
一位山村小学校长不无忧虑地对我说：“我们这个地方本来就穷，现在这些娃儿连读书的机会都没有，将来靠谁来改变贫困山区的落后面貌？”
我是用一种激愤之情，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希望工程”纪实》的创作的。我唯一的心愿是：用自己的笔，呼唤起人们对贫困地区教育的关注，愿更多的穷孩子走进校园……
十五年后，徐永光又一次告诉我，现在在城市，有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子女面临上学的困难，我的第一个反应依然是：“不可能吧？”
然而，当我走进那些低矮的棚区；走进城乡结合部打工子弟学校那一间间昏暗的教室；走进农民工子女的心灵深处时；我觉得我们这些终年生活在城里的人，真的变得冷漠了——对于农民工子女，这个数以千万计、已经与我们的城市共存了十余年的群体，竟然是如此的麻木不仁！
我为这个庞大群体艰难、尴尬的生存状态感到震惊的同时，也为他们的未来深深地忧虑！
在石景山区的一个垃圾场，我遇见一个来自河南安阳的小女孩，小女孩十二岁了，从五岁开始就跟着父母拣垃圾。问她为什么还不去上学，她把头扭到一旁，默默地落泪了。就因为她是农民工的女儿，就因为交不起借读费和赞助费，便被剥夺了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她那挂在腮边的晶莹的泪珠里，包含着多少委屈和无奈。
在和农民工子女的交谈中，他们一次次向我发问：
“为什么我们的命运与城里孩子不一样？”
“为什么城里叔叔阿姨老用歧视的目光看着我们？”
“为什么政府不要我们了？”
这一个个“为什么”，让我意识到农民工子女教育所面临问题的迫切性、复杂性和严峻性。
而一个社会学家则说得更尖锐：“我们的政府如果不解决好这个问题，现在或许还看不出来，但若干年后，是要付出惨重的代价的！”
正因为这一个个真实的故事是沉重的，我的这支笔，也变得格外的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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