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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为了克服经济主义的偏向，周恩来还帮助大家分清雇佣观念和为党工作的界限，剖析了命令主义与说服群众的区别、惩办主义与铁的纪律的区别。
周恩来解决顺直问题的方针，不是用命令的手段，也不是用“快刀斩乱麻”的方法，而是依靠政治上的说服。他在深入调查研究，弄清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坚持从思想教育入手，开展切合实际而又充分说理的批评，引导党员以向前看的精神在积极工作的过程中去求得纠纷的解决，这种做法果然收到预期的效果。周恩来在12月17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讲到：经过工作，“大多数接受中央恢复省委职权、扩大省委改组常委的办法，并一致认为必须积极到群众中工作，从参加和领导群众斗争做起，才能建立起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才能逐渐肃清小资产阶级意识，才是解决党内纠纷的正确出路”。原来像一团乱麻那样的问题，终于理出了头绪。顺直党内的思想逐渐接近，并趋于统一了。
1928年12月底，周恩来在天津秘密召开了北方党的代表会议。他在会上作政治报告，主要是传达党的六大的精神。他说，这次会总的方针是贯彻六大决议，争取群众，发动斗争，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他分析了革命形势，从政治上、思想上给顺直省委以指导，并采取有效步骤，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陈潭秋、刘少奇也在会上做了报告。1929年1月10日左右，宣布了新的顺直省委名单，顺直问题解决了。
第二个“麻团”是江苏省委问题。
江苏省委的工作范围，包括江苏全省和上海市，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无论是党员人数，还是党的指导机关的健全程度，江苏在国民党统治区内都居于第一位。因此，江苏省委的工作在全国各省中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周恩来去解决顺直问题时，中央和江苏省委在工作中发生了一些争执。1929年1月初，根据向忠发、李立三的建议，中央政治局决定由中央兼江苏省委，从原省委中抽出一批干部去加强上海各区区委。但这一决定暂未通知江苏省委。周恩来返回上海后，获悉政治局的决定，立刻觉得是不正确的。他建议召开政治局会议重新讨论。经过他的说服，政治局决定不由中央兼江苏省委了。但是，政治局原来的决定已从小道传到了江苏省委。他们误认为中央对省委不信任，反应十分强烈，并采取了不正确的做法。正当周恩来等开会重新研究时，收到团中央的书面报告，江苏省委已召开区委书记联席会议和各区会议，表示无论中央怎样决定，省委将一概拒绝，并到部分省来上海联系工作的代表那里进行违反纪律的活动。这样，事态发展得严重起来。
周恩来坚决反对中央兼江苏省委，也同样反对江苏省委的做法。他认为这破坏了党的组织，只会造成党组织的涣散和分裂，甚至会在严酷的秘密环境中直接危及党的生存。政治局为此召开紧急会议，一方面正式通过中央不兼省委的决定，另一方面也严厉批评了江苏省委。周恩来在会上指出：江苏不过是各地问题的积聚和反映，促成这次问题的大爆发，中央要有坚决的态度。他说：“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教育全党的机会。”随后，他同向忠发、项英等出席江苏省委的会议，做了报告，耐心地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周恩来在会上严肃指出：江苏省委对中央派人来参加工作持不同意见，但“未向中央抗议而先行向下级机关报告与讨论”的错误做法，危害了党的团结，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会后，他与项英又找江苏省委负责人谈话，指出他们的做法是违反组织原则的。经过耐心细致的教育，江苏省委在1929年1月19日召开省委临时会议通过决议案，承认错误。24日，政治局决定改组江苏省委，由政治局候补委员罗登贤担任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彭湃参加省委工作，委员还有李维汉等三人。次日，周恩来向江苏省委七个负责人宣布了中央决定，并作了详细说明。他们表示接受，并谈了从这次事件中得出的教训。一场轩然大波，由于采取坚决的态度和教育说服办法，终于得到比较顺利的解决，并使全党受到了教育。
顺直省委问题和江苏省委问题两大“麻团”的解开，初步扭转了党内存在的严重涣散和无纪律状态，使党的工作走上了能正常运转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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