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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各地的组织遭受了严重摧残。由于接连遭受挫折，党内许多人相互抱怨甚至攻击。不少党员对党中央和省委失去信任，对中央和省委的通告随便谩骂，拒不执行。组织内发生许多无原则的派别纠纷，甚至发展到各行其是。这种状况就像一团乱麻，束缚了许多党组织的手脚。显然，不梳理清乱麻，党的工作就很难前进一步。
周恩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长，他抓住两个“麻团”进行梳理。
第一个“麻团”是顺直问题。
顺直指的是北平（曾名顺天府）和河北（曾名直隶省）。而顺直省委的工作范围比这大得多，曾包括原中共中央北方局所领导的广大地区：河北、山西、北平、天津、察哈尔、绥远、热河、河南北部和陕北。李大钊遇难后，北方局和顺直省委的工作长期打不开局面，纠纷不断，问题越积越多，党内的个人意气之争和派别成见也就越发展越严重，党内思想极度混乱。极端民主化、个人意见、互相猜疑、互相攻击、宗派主义、经济主义、唯成份论、雇佣观点等小资产阶级意识泛滥。1928年1月省委改组后，直隶省的部分党员在正定地区组织了第二省委。同年7月再次改组后，北京东部地区遵化、玉田等四县党组织的一些人又成立了“护党请愿团”，不承认新省委。许多人灰心丧气，认为顺直党的基础已经落伍了，腐烂了。也有不少党员抱着这种情绪：7月后的省委既然有错误，便应该取消。顺直党的干部都有错误，都很落伍，便应由中央另派人来组织。
显然，顺直问题这个“麻团”，是一个在党的工作全局中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棘手问题。诚如中共中央政治局所说：“这个问题发生于党在非常涣散的时候，这个问题不能很快地得到正确的解决，不独北方工作不能发展，并且全党涣散的精神都不能解决。”1928年11月9日，周恩来由苏联回国后第一次参加中央常委会时，便提议解决顺直问题。同月27日，政治局会议决定派周恩来去顺直巡视。
1928年12月中旬，周恩来到天津。他先进行调查研究：听取省委几个领导人的汇报，参加区委和支部的会议，接见各地党组织负责人，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他还到唐山，分别召集负责同志会、矿山同志会、铁路同志会，做了许多深入的工作。
12月18日，顺直省委的油印党刊《出路》第二期出版。在这期刊物上，发表了《中央致顺直省委信》和周恩来的《改造顺直党的过程中的几个问题的回答》。这是中共早期论述反对错误倾向的重要文献。在这些文件中，周恩来对顺直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作了严肃而深刻的批评，对于整顿北方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首先，他本着“从积极工作的出路上解决过去一切纠纷”的精神，提出了解决纠纷的办法。
周恩来指出：顺直党内固然存在着不少问题，但那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造成的，只要多做工作，完全可以改变过来。要是认为顺直党的基础全都要不得，“自然很容易走到你攻击我、我攻击你、互不信任、互相猜疑、谁都不服谁、谁也不切实去做群众工作的地步”，“正确的办法是要在现在还存在的旧基础上，深入群众，积极工作，发展斗争，吸收新同志来继续不断的改造顺直的党，逐渐的产生新的斗争”。他认为只要党内的无产阶级意识加强了，工作向前发展了，工作紧张起来了，原来的落伍分子大多数也会随着转变过来。同时，他也劝说一部分对新成立的省委不满意的顺直党内同志：7月后的省委有错是事实，但有错假使能改，不一定要停止职权。7月后的省委错在没有向群众中去做工作，做事办法有命令主义的精神，这种错误是能改的。
其次，采取循循善诱的态度，批评各种错误的思想感情。
周恩来批评了党内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他针对有些党员强调个人意志和行动自由，任意不执行或者随意改变省委决议；有的不承认指导机关应有的职权，要指导机关在任何问题上都跟着群众乱跑；因为京东四县笼统地反对省委，大家便也笼统地主张解散省委，等等情况。批评说：这不是无产阶级组织的作风，而是一群小资产阶级争取极端平等自由的把戏，如不纠正这种情况，可以把党的组织打得粉碎，以至于消灭。他极有说服力地教育大家正确认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要求领导机关克服“庸俗的官僚化倾向”，要深入基层支部，把党的决议、政策和策略交给党员去讨论和实行，而每个党员都要积极反映情况，提出意见，但不能要求上级处理每一件事情都经过一般党员同意后才实施。
周恩来批评了在反机会主义问题上的错误。他针对有人把反机会主义变成专门攻击个人，以为把犯错误的个人打倒了，或把工作换一下，机会主义便可肃清，因而放松了对机会主义观念的批评和指出产生的根源与正确的解决办法。指出：机会主义的来源很深，绝不是排除几个人就能把机会主义肃清的，主要的还在批判一切机会主义的观念，使全党同志有明白的认识，然后党的政治路线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他说，反对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是严肃的政治斗争，“变成专门对人，便成了闹不清的意气之争”，“造成党内无穷纠纷，这是充分的小资产阶级意识的表现”，“是与无产阶级的党绝对不相像的。”他申明：“对于闹私人意气的同志，无论其历史的长短和工作的好歹，一律不客气地排除。”总之，要旗帜鲜明地维护党的原则性和纯洁性，而决不允许这种错误倾向的泛滥。
周恩来批评了干部政策上的宗派主义和唯成份论。当时，顺直省委片面强调领导干部的工人成分，而且分配工作和提拔干部，只相信自己头脑中的几个熟人，尤其错误的是把反机会主义变成反知识分子，认为凡属知识分子都是机会主义，凡属工人都没有机会主义，甚至提出要不客气地排斥党内的知识分子。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严肃批评说：知识分子虽然有很多动摇的，但是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奋斗的人亦不少。在无产阶级中，也有不少丧失了无产阶级意识而染有小资产阶级意识的。许多同志不明这个道理，于是放着反对小资产阶级意识不谈，专门反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个人。而造成党内的工学界限，增加了党内纠纷，这种观念根本上仍是小资产阶级意识。他要求大家破除狭隘观念，维护党员的团结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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