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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件事情的全过程看，周恩来面临的主要公众和他们的态度是：肇事者少壮派，他们要杀高级将领为营救张学良，同时也怨恨共产党没有尽力营救张学良；被害者王以哲的家人朋友和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他们要求惩处杀人者，也怀疑刺杀是共产党指使的；得知王以哲被害后要替他报仇的广大官兵，他们要少壮派血债血偿。这一切都和西安事变有关，西安事变的解决又与共产党密切相关，事件本身也牵涉到了共产党。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周恩来抓住三种公众不同的态度和特点，沉着机智，一步步使事件导向平息。首先，周恩来痛斥了杀气腾腾的青年军官，指出他们错误行为是仇者快、亲者痛；其次，周恩来在当天就赶到被害人家中哀悼，谴责了肇事者，安慰了生者，又用行动表明了共产党对王以哲及东北高级将军的态度，使“中共指使刺杀”的谣言不攻自破；再其次，周恩来采取果断行动，让孙铭久等三人离开西安，避免报仇的官兵兵戎相见，酿成内战，又使在西安事变中有功的少壮派其他人相信共产党不是过河拆桥的人。这三个步骤，充分照顾到了三方公众的心理要求，理顺了他们之间的关系，避免了事态的恶化，同时也树立了共产党的威信。这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公关事例。
当众怒斥特务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周恩来因国共谈判而在重庆住了很长时间。蒋介石的爪牙们经常发动突然袭击，制造反共事件，逮捕进步青年和学生。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也常常遭到特务们的跟踪盯梢。每当身边出现这种突如其来的“敌意公众”，周恩来也采取出其不意，突然揭穿他们面目的方法，让这些“不速之客”在广大群众的众目睽睽之下，不敢生事。
1946年的一天，“周公馆”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周恩来面对挤满会场的百余名中外记者，满腔义愤地揭露蒋介石挑动内战的详情。正在这时，保卫的同志悄悄地走进来，对周恩来说：“大门口来了好几个持枪的特务。”周恩来一听大怒，同时想到这是记者招待会，不如当面揭穿这些家伙的面目。便大步走到直通大门的平台上，大声向门外带枪的人呵斥道：“你们谁是特务？站出来让大家看看！我是你们的政府请来谈判的，你们竟敢对谈判代表采取这样卑鄙的手段！”特务一看身份暴露，自觉在中外记者和众人的注视下难呆下去，一溜烟地跑了。
还有一次，蒋介石指使其爪牙，欺骗了一些青年学生，制造了一场反苏反共游行的丑剧，并且派一群暴徒冲击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毒打我工作人员。周恩来闻讯，立即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于当晚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揭露事情的真相。会场设在一间大房子里，楼上就住着特务。周恩来义正辞严地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和暴行，然后气愤地指着楼上大声对记者们说：“我这楼上就是国民党派来监视我的特务。楼上的国民党先生们，你们听着：刚才那些揭露蒋介石的话，就是我说的！你们赶快去汇报吧，就说是我周恩来说的！”会场的记者们个个睁大了眼睛，钦佩地望着这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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