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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关活动中,随时随地会遇到各种提问。能否对各种提问应答如流,常常决定着公关活动的成败。
周恩来是20世纪中国会见人接见人最多的主要政治家。他的应答艺术,精巧绝伦,高超无比,可谓空前绝后。
1938年9月29日,柯棣华、巴苏等人组成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到达汉口。10月7日,周恩来会见了他们。巴苏大夫在当天的日记写道:“我们去看望周恩来同志,他正在办公室里举行记者招待会,屋里挤满了新闻记者,大多数是外国人。我们在一个角落里坐下,倾听他透彻地分析中国的军政局势,以及阐明怎样通过发动群众抗敌人。……他侃侃而谈,精力充沛、学识渊博,长着一对机灵、谨慎的眼睛,还有中国少见的浓眉。”10月10日,在爪哇支队举行的盛大宴会上,巴苏再次见到周恩来。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安娜同志说,二十年后,我们将会为曾与他相识感到骄傲。我补充说:‘干吗这么晚?此刻我们就感到骄傲。’”确实,周恩来是一位一经相识,人人都会为他的雄辩口才和应答艺术所折服的政治家。
1938年,在蒋介石主持的武汉军事会议上,特务头子戴笠赤臂上阵向周恩来发难,诬蔑说:“武汉局势动荡不安,人心纷乱,政府无治,军事委员会没有统一军令、统一训令,你们共产党不能不说起了不良作用!”
周恩来立即对闹着鼻炎只能瓮声瓮气说话的戴笠反驳道:
“戴先生,俗话说,军中无戏言,我们共产党最重视客观实际。要论武汉局势,我认为恰恰是大好的,好就好在工、民、商、学、兵等人民群众已经行动起来,实行全民抗日救国运动!至于说谈到政府无治、令行不止,就恰是贵党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没有遵循孙中山总理的遗训,没有执行两党共同颁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所引起的!”
“请你也讲具体事实。”气急败坏的戴笠几乎是喊着说。
“好!”周恩来沉着地回答。他说:“大敌当前,人民抗日,而你们却暗地调查群众组织,你们强行解散抗日团体,逮捕反对贩运日货的爱国青年、工人与学生,你们还用重金收买坏人,散发诬蔑共产党,中伤国共关系的宣传品!”
周恩来一气呵成,气势千钧,搞得戴笠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政府撕毁政协决议,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16日,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驻地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周恩来痛斥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罪行,阐述中共谋求实现真正和平的立场,并严正声明坚决不承认国民党一党包办的伪国大。
周恩来声明后,南京《中央日报》和《扫荡报》记者提出一些挑衅性的问题,他当即作了巧妙的回答。
《中央日报》记者问:“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可以在国民党地区重庆、桂林、南京出版,为什么《中央日报》不能到延安出版呢?是不是你们共产党还不及国民党民主?”
周恩来说:“这事你们《中央日报》领导人也曾对我提过。我曾对他们说:‘你们想到延安出《中央日报》我们很欢迎。不过我们在延安出《解放日报》的机器是拆成了一块一块才带到延安装起来印报纸的,历尽千辛万苦才能够出版的,在延安纸张也很困难,我们没有白报纸,只能用当地灰黑色的土纸来印报。你们如果要到延安去出《中央日报》,你们必须先把机器运去,把纸张运去,因为我们是无法替你们解决的。而且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即报纸是要人看的,我们延安的人看惯了《解放日报》,不一定习惯看你们的《中央日报》,所以你们要预备亏本,你们要预备花了资金收不回来。’他们一想的确是这样,所以就不想去延安办报了。”
《扫荡报》记者更险恶地问:“我们《扫荡报》上天天说苏北有很多难民大量逃过长江来,大家非常痛苦,有的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们都说是你们共产党在苏北杀人放火造成的,不知有没有这种事实?”
周恩来笑一笑说:“有的,在苏北我们共产党地区的确有这样的事,但是我们杀的人都是那种为非作歹、欺压人民,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地主,而苏北人民都拥护我们这样做的,关于放火,我们共产党并不提倡,因为房屋大家可以用嘛;但是由于人民对反动派,对恶霸地主,土豪非常痛恨,往往要将他们的房子放一把火烧掉,这也是人之常情,因为压迫他们的人为人民所痛恨。这样可以出一口气。我们共产党虽不提倡放火,但是也不能阻止他们,让他们在愤怒时好出一口气。”
当时在场的许多人都认为周恩来说得很有理,无不作会心的微笑,而《中央日报》、《扫荡报》记者只得灰溜溜地先走了。
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有一次接见外国记者,有个不怀好意的西方记者挑衅地问:“总理阁下,你们中国人为什么把人走的路叫马路?”
周恩来机智而且自豪地说:“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路,简称就叫马路。”
这位记者不死心,又想出一个难题:“总理阁下,西方人都是仰着头走路,而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低着头走路呢?这又怎么解释呢?”
周恩来笑着说:“这不奇怪,问题很简单嘛!你们走的是下坡路,当然要仰着头走路了,我们中国人走的上坡路,当然是低着头走了。”
西方记者又提了一个意在讥笑中国贫穷,同时涉及国家机密的挑衅性问题:“请问总理阁下,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
周恩来看了一眼这位记者,从容地笑了笑,幽默地说:
“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资金嘛,有18元8角8分。”
这一回答使全体在场记者为之愕然!场内鸦雀无声了,只听周恩来进一步解释:
“中国人民银行发行面值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的主辅币,共10种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
当大家意识到这是用讳饰手法,在讲人民币的面值时,都报以热烈的掌声。
周恩来的上述回答,充分切合语境要求,不愧为才思敏捷、睿智过人的伟大政治家。
在外交和交际场合,为了准确地阐明自己的观点或有力地反驳对手的观点,主要是根据某些典型的事例,这种方法叫做例证法。周恩来多次运用这一方法。下面仅举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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