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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指出：“事物总存在内在的矛盾，要分别主次；总有几个侧面，要进行解剖。各人所处的环境总有局限性，要从多方面观察问题；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不同的意见，这样才有利于综合。”
1954年长江大水，推动了长江流域规划主体——三峡工程的研究。1956年6月，毛泽东三次畅游长江后，写下了“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雄伟诗篇。一时间，三峡工程成了人们的热门话题，并产生了要求三峡工程上马和反对上马的激烈争论。1958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南宁会议上，以林一山和李锐为代表的争论双方，各自向中央力陈了自己的主张。毛泽东指定周恩来具体过问三峡工程。2月底到3月初，周恩来溯江而上，考察了三峡，广泛听取了各种不同意见，充分肯定了争论的意义和必要。他说，两年来的争论是必要的，不争论哪会有这样多的材料回答各个方面提出的问题？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允许有反对的意见，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三峡是千年大计，对问题只看一面，很容易走向反面。他在成都主持通过的关于三峡工作的决议，是会上通过的唯一没有“大跃进”味道的决议。决议中说：“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做出决定。”实践证明，这个决议很稳健。
1957年，黄河三门峡工程开工后，泥沙淤积问题不断引起上游的疑虑，几种意见争执不下。1958年4月21日至24日，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三门峡现场会议。他在总结发言中，首先肯定了不同意见展开争论的必要。他说，这个会是有意识地要听取不同的意见，树立对立面。如果说这次是我们在水利问题上拿三门峡水库作为一个中心问题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百家争鸣”的话，那么现在只是一个开始，还可以继续争鸣下去。综合各方面意见后，周恩来将原计划设计蓄水位360米，改为大坝楼360米高程设计，350米施工，初期蓄水位降为335米。1960年9月，三门峡大坝建成蓄水，泥沙淤积情况比预计的要坏很多，且日益严重。围绕三门峡工程的治黄大论争更加激烈。1964年12月，周恩来又主持召开了一次治黄会议。这次，周恩来综合各种意见，批准了二洞四管的改建工程方案，变原来蓄水拦沙改为滞排沙。改建后效果很好。
新中国成立后，国务院每月举行一次全体会议，每周举行一次常务会议。每次会议，周恩来都让与会同志畅所欲言，把话讲完。他鼓励大家大胆讲话，并且全神贯注地倾听每一个人的发言。对于别人的发言，即使只有一点可取之处，有时还鼓励几句，或者点点头表示赞许。对于一些不正确的意见，他一般不正面批评，而是采取耐心说服、讲道理的态度，使发言者自己领会哪些意见不正确。遇到有争论的问题，他善于把各方面的意见集中起来，做出大家都满意的结论。
1956年1月，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审议《汉字简化方案》。当讨论到《方案》中用“叶”字代替“葉”字时，有不同意见，争论不下。周恩来看见一位姓葉的同志发言表示赞成用“叶”字，于是在做结论时，就风趣地说：“你们看，姓叶的人都赞成了，我们就通过吧。”到会同志都满意地通过了这个方案。
我国搞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都是在周恩来领导之下进行的。钱学森回忆说：“我感受最深的是总理确实肯花时间认真听我们大家的意见。”这是总理一贯的作风。每次开会来的人很多，不同意见的人也请来。会上，总理反复问：“有什么意见没有？”在认真听了大家的意见后，总理最后决定怎么办。
周恩来不仅善于听取党内的各种意见，而且善于听取各阶层和各民主党派的各种意见。他认为，只听共产党内的意见，就会闭塞，犯片面性的错误，多听各方面的意见，可以丰富自己的思想，正确地决定方针、政策及具体决策。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务院，四位副总理中有两位是民主人士，政务委员十五人中，党外民主人士多达九人，各部、委的部长、主任中，民主人士将近二分之一。周恩来称赞政务会议“不像单开党内的会那样，意见都差不多，一个人发言，顶多有一点补充”。在这个会上，有的是不同的意见，有资产阶级的，开明士绅的，小资产阶级的。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我们管理着这样大的国家，就要注意听取各种意见。他批评有些党内同志总不愿意接触党外人士，总是跟党员在一起，说的话都是相同的，所以思想有点闭塞。每次开会讨论问题，周恩来总是一个一个请民主人士发言。孙起孟同志回忆说：“在政务会议的讨论中，政务委员不论是否中共党员，人人各抒所见，畅所欲言，气氛之热烈和谐，至今留有极其深刻的印象。”周总理作结论时，对委员们的发言内容之取舍，从来不以是否中共党员划线，而唯真理是从。
民盟的负责人之一罗隆基，是政务会议中颇为活跃的成员之一。他有一段时间因病住医院治疗，但遇到举行政务会议的日子，他都要参加。别人劝他不宜勉强，他很坦率地说，在此期间他差不多摒绝各种政务活动，唯独周总理主持的政务会议，他尽管健康情况不大好，还是坚决要求医生同意到会，不仅参加讨论，而且不论会议开得时间多长，他也舍不得中途退席。他认为少听一次周总理的会议结束讲话，就如少上一次极有教益的“大课”，对自己实为无可弥补的损失。他还说，他从周总理主持政务会议的实践中，看到了对他原来很生疏的民主集中制究竟是什么一回事，看到了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真谛及其积极效果。他说，周总理的结论使与会的委员们人人感到“他中有我”，从“我”中出而又无数倍地高于“我”，周总理把共产党的领导工作导演得出神入化，使人心悦诚服地接受领导。
1956年，周恩来在向国务院各部委传达毛主席《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时，讲到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长期共存时说：“既有不同的党派，就有不同的意见，大前提是搞社会主义，具体问题有出入，也允许有出入，共产党清一色，只能有一个意见，只能听一种话，发展会停滞。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才能辨明是与非、好与坏。”他劝要求加入共产党的史良同志“以民盟为终身”。他说：“有些朋友未入共产党前所听到的事情，入党后就听不到了，我们又少了一个提不同意见的人。史大姐入了党，与邓大姐、钱大姐、蔡大姐不是一样了？很多民主党派同志的作用，比入中共的作用大得多，保持这个作用，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都有好处。”他要求在座的党的干部，不但要听取不同的意见，还要寻找、发现不同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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