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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桑德拉和我本来都应该去上班,乔安妮也要去上学。可是我们甚至都无法迈出家门半步。
接下来,我们家的电话线又出了问题。我以前在房子里一共接了两根线,一根是传真线,另一根是普通的电话线。我们把那根传真线专门留作业务用途,另一根就用来处理常见的日常事务。当时我还以为这么做是正确的,不过随后我就得到了深刻的教训。
桑德拉用那根传真线拨通了“老人之家”的电话。她是那儿的一名理发师,她跟他们说自己今天去不了了,因为我们跟媒体有些小麻烦。大约半个钟头之后,我们竟然接到了“老人之家”的女负责人打来的电话。她说她想弄明白桑德拉是否把他们的号码告诉了别人,因为来了成堆的记者在那儿一个劲儿地问问题。
接着乔安妮也用同样的电话打给了一位同校的朋友,她解释说今天上不了学了。大概过了20分钟,那位朋友也给我们打电话说他接到了报社好几个电话,询问他是否跟贝克汉姆一家有关系。
第二天我们才发现有一辆架着天线的转播车一整天都停在路边。乔安妮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们说曾看见有两个男人坐在里面摆弄刻度盘。于是第二天在大卫的经纪人托尼•斯蒂芬斯给我们打来电话时,我就把我的怀疑告诉了他,因为我相信他们肯定是偷听了我们拨出去的电话。不出所料,我刚挂断电话,那辆车就开走了。
在托尼的帮助下,我们做好了去希思罗机场见大卫的安排和准备。大卫渴望立即到美国同维多利亚待在一起,当时维多利亚正随同辣妹组合在美国巡演。托尼想方设法帮我们在机场弄了间私人会客室,这样在大卫登上协和飞机飞往纽约之前,我们就可以有45分钟的时间待在一起。
为了早点赶到机场,我们在下午两点半就出门了。然而,我们刚上路,就有一大群记者尾随而至。这一幕简直像极了警匪片里的场景——我在车流中拐来拐去,努力想甩掉他们,不过他们也使出浑身解数一定要追上我们。这简直是疯了,而且非常的危险。我驾驶着汽车做U字形大拐弯,我连闯了几个红灯,甚至还故意兜了两三个圈子,只想着能够甩掉他们。
最后,我终于开上了M25高速公路,心想我总算把他们甩掉了。可是一到希思罗,我们就傻眼了,因为那里早就有另外一大堆记者和摄像师守候多时了。我们急急忙忙穿过机场时,他们就冲着我们大声喊叫着提出问题,还不停地拍照。那绝对是场噩梦。
我们终于来到里面见到了大卫,他看上去糟糕透顶——面色苍白,憔悴失神,而且一副筋疲力尽的样子。两天来他一直没怎么睡觉,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赶快去美国与维多利亚相聚。我们跟他简短地聊了几句比赛,然后他忽然开口说道:
“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们,爸爸,是关于我和维多利亚的。”
“是什么,伙计?”
“我快当爸爸了。维多利亚怀孕了。”
我们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当然,一想到他快要当爸爸了,我们还是挺激动的。不过他认识维多利亚还不到一年的时间,而且他们俩的生活都暴露在公众的眼皮底下,我们怎能不为他们的将来担心呢?
“你不认为有点太快了吗,儿子?”我问道。
“这些事情是在所难免的,父亲。”
那天我们跟他一起待了有三刻钟,不过他一直十分消沉,也实在不想对我们说什么。我们只得拥抱他,尽力让他放松下来,不要想得太多,并一再安慰他说英格兰球迷会原谅他的。还有,外出度假一次会帮助他恢复到专心踢球的状态中。
英国航空公司起先答应过会让大卫从后门通道走,这样就可以避开媒体的骚扰。不过他们没能兑现这个承诺,事实上大卫只是被人领着直接穿过机场通道,这意味着他得忍受来自世界各地媒体记者的夹道攻击,那简直像受刑一样痛苦。幸好,至少他很快就能回到那架协和飞机上,马上就能见到维多利亚了。
等我们回到家的时候,那些记者竟然还没走。他们已经跟我们的左邻右舍交谈过,跟我们家的其他亲戚也聊过,不过仍在拼命寻找别的认识大卫的人。那个星期整整一周的时间,那些记者们都坚守在那里,而且是一天24小时都不离开。他们不断地重复着同样的问题:你跟大卫说过话了吗?他说了些什么?他现在情况怎样?他什么时候回家?他有离开英国去国外踢球的打算吗?
那一阵媒体对大卫几乎是痛下杀手,而且是毫不留情。至今我仍然无法相信他们曾经那么残忍地对待过大卫。
不久,我们又再次接到了托尼•斯蒂芬斯打来的电话。他说大卫跟他联系过了,大卫跟他说想把我们送到外面去待上一个星期,避避风头。我们都很高兴他的提议,不过没人感到诧异,因为这就是大卫一贯的做法,即使在他自己最困难的时刻也会想到我们。
然后,我们就向托尼打听大卫的日程,他说大卫会在本周六晚些时候从美国回来,并且打算直接去曼联报到。
一想到他回来时会受到什么样的“礼遇”,我们都感到有些头皮发紧,因此我们告诉托尼不要劳神为我们安排度假的事情了,因为我们要在大卫刚回来的几天里陪着他、保护他,不让他受到狂风暴雨的袭击。
几天之后我们就在机场里再次见到了大卫,我们甚至还把他的两条小狗也带上一起去接他,因为它们总能让他开心。幸亏在机场上警察阻断了人群,我们才得以有一条通道可以快速通过。尽管如此,我们在通过海关的时候还是被几个摄像记者追着拍,不过我们到底还是顺利通过了。大卫和桑德拉跳进一辆陆虎揽胜,我则开着自己的车跟随在后。
车开到一个加油站,我们都停下来给车加点汽油,再给自己弄点吃的。这时,一大群小孩子跑上来围住了大卫,他们对大卫都非常友好。显然,他们没人怪他是英格兰在世界杯上的有罪之臣——恰恰相反,他们还夸奖他为英格兰所做的一切,这对大卫和我们来说都是极大的鼓舞和支持。最后大卫给他们签了几个名,人看上去也振作了些。
然而,返回曼彻斯特之后,我发现事情还是有点不对劲儿,所以那天晚上我又跟他做了一次倾心长谈,发现原来他是在为报纸上报道的东西苦恼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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