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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起床后，又吸了两支烟，仍然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开始对李银桥说：“没办法呢，跟她凑合着过吧……”边想心事边踱步，一会儿又讲出一两句，“银桥啊，我同你讲，我现在有些难办；当初同她结婚，没搞好。唉，草率了……”“没办法，真是草率了呢！”
李银桥在毛泽东的面前只是侍立着听，始终不讲一句话。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让他讲话，他又能讲什么呢？
毛泽东又吸燃了一支烟，紧皱着眉头坐在窗前的一把大椅子上，沉默片刻之后，叹了一口气又说：“唉，我现在的情况，我的身份，离婚也不好。江青无大过，也无大错，现在就要胜利了，跟她离婚，日后也要有人讲……没办法，银桥啊，我是背了个政治包袱呢！”
李银桥这时感到，毛泽东的家庭生活并不怎么愉快，他是为了顾及方方面面的影响，才不得不同江青继续生活在一起……
1948年2月23日，毛泽东接到彭德怀从前线发来的电报，报告说展开宜川战役的一切准备工作业已就绪，请示毛泽东下达歼灭宿敌刘戡所统29军的作战命令。毛泽东同周恩来、任弼时协商后，随即给彭德怀回拍了“明日发起攻击”的命令。
2月24日，西北野战军在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的部署下，在毛泽东的亲自电令下，在司令员兼政委的彭德怀和副司令员张宗逊、副政委习仲勋等人的具体指挥下，一场围歼宿敌刘戡所统的29军的宜川战役，打响了。
2月25日，毛泽东在杨家沟得到消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不幸去世，不胜感怀与悲怆，遂亲笔写了挽词，悼念这位延安时期曾建议毛泽东“精兵简政”的开明绅士：
李鼎铭先生与其他许多和李先生一样的开明士绅，在中国人民民族民主斗争的困难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者进攻中国时期，在美帝国主义者援助蒋介石匪帮举行反革命内战时期，抱着正义感毅然和中国共产党合作。一切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蒋介石独裁，赞助人民革命战争，同情消灭封建制度实现土地改革的真正爱国的民主的开明绅士，无论过去与现在都是中国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一分子，对于李鼎铭先生的逝世表示我们的悼念之意。
2月27日，毛泽东早饭时仅喝了一碗小米粥，用剩茶水漱了漱口，便又坐回到窑洞里的大窗前，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工商业政策》的党内指示，要求各解放区从领导方针和工作上认真检查纠正任何破坏工商业的错误倾向。
指示中说：“必须随时掌握工作进程，交流经验，纠正错误，不要等数月、半年以至一年后，才开总结会，算总账，总的纠正，这样损失太大，而随时纠正，损失较少。……经常注意明确划清许做和不许做的事情的界限，随时提醒下面，使之少犯错误。这都是领导方法问题。”
3月1日上午，彭德怀从宜川前线来电称，由于完全按照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的周密部署作战，战役进展情况顺利，并请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放心：“三日内缴刘戡脑壳上报！”
接电报后，毛泽东风趣地说：“在朱官寨我就对彭老总讲过了，我要的是刘戡的7个旅，不要他的脑壳！”
周恩来笑道：“刘戡丢了他的7个旅，就是我们不要他的脑壳，蒋介石和胡宗南也不会放过他的！”
毛泽东听罢哈哈大笑：“看起来，刘戡这颗脑壳，还是让彭老总收下为好喽！”
3月1日下午，经过与周恩来和任弼时协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的党内指示，指出对他们应采取团结、争取、教育的方针，而不应采取“左”倾关门主义态度。
3月3日，彭德怀发来电报，西北野战军一举攻克宜川，全歼国民党整编第29军30000余人，敌军长刘戡被当场击毙——宜川大捷，从而实现了彭德怀在朱官寨时和两天前向毛泽东许下的诺言“缴刘戡的脑壳上报”！
从此，彻底改变了西北战场的形势。
3月4日上午，周恩来到大院下面的大食堂，向通知来开会的中央机关排以上干部宣告了宜川大捷的胜利消息，同时向大家庄严宣布：“毛主席领导我们已经彻底打败了胡宗南！我们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准备过黄河到华北去了！”
3月4日下午，毛泽东得到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世界工联副主席朱学范到达哈尔滨的消息，即时复信给朱学范：
欣悉先生到达哈尔滨，并决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的共同事业而奋斗，极为佩慰。我们对于先生的这一行动，以及其他真正孙中山信徒的同样的行动，表示热烈的欢迎。
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在2月25日为李鼎铭先生追悼大会上写的挽词。
3月6日，毛泽东又根据前段时期各解放区在土改工作中和划定农村阶级成分以及收取工商业税等诸多问题上所犯的“左”倾过激错误，给刘少奇写了一封长信，认真分析了所犯错误的原因，并要求刘少奇负责组织中央工委的同志予以检讨：
所提各点甚好，已收纳于中央关于老区半老区工作指示中。惟政策与经验的关系一点，似应了解为凡政策之正确与否及正确之程度，均待经验去考证；任何经验（实践），均是从实行某种政策的过程中得来的，错误的经验是实行了错误政策的结果、正确的经验是实行了正确政策的结果。因此，无论做什么事，凡关涉群众的，都应有界限分明的政策。我感觉各地所犯的许多错误，主要的（坏人捣乱一项原因不是主要的）是由于领导机关所规定的政策缺乏明确性，未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公开明确地分清界限。其所以未能明确分清界限，是由于领导者自己对于所要做的事缺乏充分经验（自己没有执行过某种政策的充分经验），或者对于他人的经验不重视，或者由于不应有的疏忽以致未能分清政策的界限。其次，是由于领导者虽然知道划分政策的界限，但只做了简单的说明，没有做系统的说明。根据经验，任何政策，如果只做简单的说明，而不做系统的说明，即不能动员党与群众，从事正确的实践。以上两种情况，各中央局与中央均应分担责任。我们过去有许多工作，既未能公开地（此点很重要，即是说在报纸上发表，使广大人民知道）明确地分清界限，又未能做系统的说明，不能专责备各中央局，我自己即深感这种责任。最近三个多月，我们即就各项政策，努力研究，展开说明，以补此项缺失。但各中央局在这方面自然有他们自己的责任。又其次，是政策本身就错了。此点许多下级党部擅自决定其自以为正确其实是错误的政策，不但不请示中央甚至也不请示中央局。例如很多地方的乱打乱杀，就是如此。但是各中央局，自己在某些政策上犯了错误的也不少。例如晋绥分局，对于在定成分上侵犯中农，对于征收毁灭性的工商业税，对于抛弃开明绅士，都是自己犯了错误的。但是这类‘左’倾错误犯得比较严重的似乎还不是晋绥而是华北华东华中各区（从日本投降后开始，投降前也有），晋绥的严重程度似乎还在第二位。是否如此，请你们加以检讨。又其次，是领导方法上有错误，即是上下联系不够，未能迅速了解运动的情况，迅速纠正下面的错误。上述各点，请你向参加中工委会议的各同志正式提出，并展开讨论一次。（二）划分阶级草案写出后，感觉一月决定草案上所写的东西不够了，现正以一月草案中间一大段为基础重写一个决定，准备尽速公开发表。一月草案的首尾两段则写社论发表。因为中央发了新区土改要点，我给粟裕的那个电报没有发出的必要了，因此决定不发而将其中某些部分写入社论中公开发表为有利。（三）粟裕部队要三月十五日以前才能在阳谷全部集中完毕，你们及饶陈康邓饶陈康邓，指饶漱石，时任中共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陈毅，时任中共华东局第一副书记、华东军区司令员；康生，时任中共华东局第二副书记；邓子恢，时任中共华东局副书记、华东军区副政委。似可在三月二十日左右去阳谷，你们可有充分时间讨论全部政策问题（以划阶级一书为中心）、华北局组织问题及其他问题。
3月7日，毛泽东又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的身份写了《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的评论文章，高度评价了以“三查”“三整”为中心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的效果，指出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解放军无敌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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