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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6月，陆文博辞去在国家部委优越安逸的工作，带着威斯康星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准备去美国攻读社会工作学硕士学位。之所以作出这个决定是因为他不甘心于国家机关过于平淡枯燥的生活。他生性活跃，富有创意，仕途的发展对他毫无吸引力。他渴望提高自己的学识，丰富自己的阅历，开创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他对留学美国寄予了相当的期望，他想亲身体验一下这个让不少的中国人魂牵梦萦的国度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世外桃源。
7月1日是陆文博去美国使馆面试签证的日子。头天夜里他似睡非睡，半梦半醒。可是当夜幕卷起，红日淡出的时候，他竟然一跃而起，且格外清醒。洗漱完毕，吃了点东西，他穿上了崭新的蓝色衬衫和淡黄色的休闲裤，仔细梳了梳头，带上沉甸甸的材料，精神百倍地飞奔下楼。也许脚步太快，他突然觉得头晕，腿有些发软。
“今天可不能发软，一年多的准备都凝聚在今天。决定命运的时刻不能大意。”他不断提醒着自己。
7月的北京已经是炎热难当，趁着清晨的一丝凉意，他大步向地铁车站走去。金黄色的太阳分外耀眼，天空也格外的蔚蓝，他无暇欣赏难得的好天，分秒必争地挤进了忙碌的人流之中。
此时正值签证高峰，美国使馆的签证大厅里人满为患，其中绝大多数是准备赶在9月份开学之前赴美的中国留学生。只有三十多平方米的有限空间里挤着五十多个前来面试的人，让本来就酷热难当的空气变得更加难以忍受。装在天花板上的风扇无力地吹着，却不能带来一丝凉意。每个来面试的人心里比屋里的空气还要燥热，他们清楚，虽然距离向往已久的美利坚只有一步之遥，可是签证官的一句话就可能让他们就此止步。大家焦急不安地等待着9点钟签证面试的开始。
陆文博就夹杂在人群中。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他忐忑不安地站在那里，反复翻看自己的材料，念念有词地在最后准备着如何应对签证官的提问，以至顾不上擦一下额头上的汗水。听说今年的签证尤其难得，陆文博着实捏了把汗。自己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让他心里不是滋味。
突然，人群一阵骚动，三个签证官已经陆续坐在面试窗口前准备开始工作了。陆文博瞥了一眼，心里一沉。美国使馆签证官一共有四个。为了方便记忆，来签证的人给签证官起了绰号，有“台湾魔女”、“韩国美眉”、“小Glass Boy”和“大Glass Boy”。这四个人里面，除了秃头的“大Glass Boy”经常能签过之外，其余三个则个个是“签证杀手”，拒签率极高，鲜有幸免于难者。而今天碰到的偏偏就是这几个“杀手”。“Shit.”陆文博忍不住骂了一句。
“大家按照手里的号码排队等候。叫到号码后到指定窗口面试。材料事先准备好。”中方雇员通过扬声器发出了指令。陆文博看看自己手中的号码——13号。这一直是他的幸运数字。刚拿到这个号码的时候，他很兴奋。可是现在所有的兴奋都一扫而光。13号在西方人眼里是个不吉利的数字，今天签证官的安排似乎就是个不祥之兆。
面试开始了，陆文博仔细观察着各窗口的动向。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个窗口突然传来激烈的争吵声。一个美国人正在和“小Glass Boy”理论，他旁边站着一位中国女子，手里拉着一个小女孩，看样子可能是他的妻子和孩子。
“I am an American citizen. This is my right.”（我是美国公民。这是我的权利。）美国人争辩着。
“Sorry. I am just doing my job.”（抱歉。我只是在做我的工作。）小Glass Boy回应道。
“Then you are doing a terrible job I am a tax payer and I pay your salary. I
will sue you because you are not providing me the service I deserve”（那你的工作太糟糕了！我是纳税人，我付给你工资。我要告你，因为你没有提供给我应得的服务。）那个美国人异常气愤。
小Glass Boy示意保安把他请出去，并且拉下了帘子。那个美国人不罢休，又冲着其他签证官嚷，最后被保安护送出签证大厅。屋子里恢复了相对的平静。
不知道为什么，专心等候面试的陆文博被“纳税人”几个字所吸引。从小到大，他很少听到这样的提法，更没有这样的意识，可是仔细想想，那个愤怒的美国人说得十分在理。政府支出来自于国家税收，而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作为政府支出的重要部分，实际上就是纳税人的劳动所得。纳税人有一千个理由去关心自己的血汗钱是否得到合理的利用和支配。然而目前中国社会的状况是，中国人面对权力行使者，往往底气不足，甘居弱势，忘记或忽略自己作为纳税人应当享有的权利。而权力行使者也往往利用纳税人意识的薄弱，摇身一变，把自己从服务者变成权威的化身，导致了公民权利的严重失衡。日常生活中，有些警察作为服务者却频频“施威”就是角色错位的典型表现。陆文博有些震惊了，他的思绪从签证中暂时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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