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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钱不让别人动，一直都攒着，说是等攒够了去北京的车票就去北京找你。前几天他跟我说，钱攒得差不多了，要走，问我你在北京的什么地方出差？我糊弄他说，你在天安门旁边的一个炼钢厂里当司机，既然你想去见你哥哥，就帮我也攒个车票钱吧，咱们俩一起去。话说过了也就说过了，我也没拿它当回事儿，谁知道第二天一早他就不见了，当时我就考虑到了，他是真的走了。我就跑去了车站，他手里捏着一张去北京的车票正眼巴巴地看着进站口呢……”
我听得头发全竖起来了，心像被一只爪子捏着，鸡皮疙瘩一层一层地起。我想埋怨我爹，可又不知道如何说出口，我爹好像明白了我的意思，连忙说：“我把他拉回家，就没再让他干活，那几天一直在家陪他。打那以后，他经常不吃饭，老是拿着你的照片抹眼泪，我说，你哥哥快要回来了，你总是这样，你哥哥知道了也不会乐意呀。他很听话，不哭了，逼着我去跟火车站要他的车票钱，后来他拿着这些钱给你去买了一双皮鞋，说要等你回来亲手送给你。”
那天我爹走了以后我很难受，回监舍写了很长的一封信，在信里我嘱咐我爹，以后不要再来看我了，攒点钱把我弟弟再送回培智小学，管怎么说我弟弟在那里也能安稳一些，等我出去以后，我想办法照顾他，我会让他跟正常孩子一样生活的。我又请胡四帮我画了一幅肖像画，送给弟弟。画儿里，我还是我，只是穿戴上两样——我穿着炼钢工人的衣服，迎着风站在天安门广场上，挺直腰板，威风凛凛。画儿的下面我写道：首都钢铁厂炼钢车间生产标兵杨远留念，1986年10月10日。
那几天一直在下雪，因为天冷，我们车间的床子开动不起来了，大家就留在监舍里学习，不用出工了。我经常趴在走廊头上的铁窗前看漫天飞舞的雪花，我幻想着自己是某一片雪花，突然一阵风吹过来，把我吹到大墙外面，我借着风力一刻不停地往家里飘，在我飘的时候千万不要出太阳，那样我就融化掉了，我就变成一滴水了，我就回不了家了；最好我家里也很冷，冷得让我可以飘在弟弟的床头跟他聊上一会儿，直到我弟弟把我认出来为止……这样想着，我就笑，笑完了自己都感觉莫名其妙。
一天傍晚，那五来找我，神秘兮兮地问：“蝴蝶，你是不是有个弟弟？”
我很纳闷，他是怎么知道的？我说：“有啊。”
他瞪大了眼睛：“是不是十多岁，胖乎乎，嗓门挺大的？”
我说：“是啊，你见过他？”
他告诉我，因为他在车间干开电瓶车的活儿，这几天一直往车间里送机油，送完了就爬到树上看外面的光景。三天前，他发现一个小男孩每天中午都会站在外面的一个高坡上，扯着嗓子往里面喊：哥哥——哥哥！因为他不敢跟外面搭腔，就冲小男孩招手，小男孩就兴奋地跳高：哥哥——哥哥！今天中午他又看见小男孩了，小男孩喊完了哥哥，又举着一个纸盒子挥舞，好像说要进来送给他哥哥……
“我感动得受不了了，豁出去吆喝了一声，你哥哥叫什么名字？他说不叫什么，就叫哥哥，我要见我的哥哥。我逗他，谁的哥哥也叫哥哥呀，你哥哥姓什么？他说，姓大远。我想了想，哪有姓大远的？正想再问他，被张队发现了，问我跟外面诈唬什么？我就把我看到的情况告诉他了。张队给内管的人打了一个电话，就急匆匆地走了，我估计是去找那个小孩儿去了。后来我仔细一想，大远不会是杨远吧？也许杨远的小名叫大远呢，就来找你。”
那五一口气说完了，直擦汗。我听得都麻木了，这个小孩绝对是我弟弟！当时我站不起来了，两条腿好像不是我自己的了。我搂着那五的脖子去了内管值班室，让值班的老苏给队部打了一个电话。因为那时候我是中队的大值星，接电话的队长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不听我叨叨别的，只是催促我，快说快说，出什么事儿了？我索性不啰嗦了，我大声说——我弟弟在哪里？接电话的队长笑了，你在监舍好好等着，张队要带他去看你，杨远，你弟弟可真好啊。等了一个晚上，我也没等到我弟弟，张队给我打来电话说，我把你弟弟送回家了，他给你带来一双皮鞋，现在不让穿，等你出狱的时候我会给你的，那一刻，我几乎虚脱了，眼泪都没有了。
“弟弟，哥哥不是劳改犯，”吃饭的时候我强颜欢笑，摸着他的脸说，“我是那里的工人。”
“就是就是，”我爹也冲他笑，“你哥哥在监狱领着犯人干活儿呢，算是国家干部。”
“反正你不是在北京……”我弟弟破涕为笑，嘴巴咧得像蛤蟆。
胡四和林武喝得眼珠子通红，看着我弟弟直吧唧嘴：“不傻，二子一点儿也不傻。”
我用眼角的余光看到，我爹把一个豆大的泪珠掉在了眼前的酒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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