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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的春节我是在看守所里过的。年三十傍晚，段所把我叫到值班室，指着桌子上的电话说：“杨远，接个电话。”我的心砰砰直跳，凭预感，我知道这是我爹打来的电话。我对段所说声谢谢政府，段所说，大过年的就不用谢了，本来是不允许犯人跟家属通电话的，看在你爹打了好几次的份上，你就接个，快点儿啊。我扑过去抓起话筒，只听见那头喘息的声音，没有人说话，我“喂”了好几声，那头传来我弟弟的声音，他说，哥哥，来家过年呀。我的眼泪哗地就流了出来。我憋住气，稳了一下情绪，大声笑起来，我说：“二子，我在北京天安门这边玩儿，等过了年，哥哥给你带回家一个大模型。”我弟弟在那边又喘了一阵气，磕磕巴巴地说：“哥哥，不用了……那得多少钱呀。”
我想说点儿什么，可是我实在是说不出来话了，就这样一个劲地咽唾沫。
我爹在那头嘿嘿地笑：“大远……大远……”
我放下电话转身走了，外面下着很大的雪，雪花扑在我的脸上，让我睁不开眼睛。
大约是五月份的一天上午，段所给我们劳动号开会。他说，上面有指示，让大家交代余罪，如果大家还有没交代完的罪行就赶紧交代，争取得到政府的宽大处理，不交代的话不行，因为凡是在押人员不但要交代自己的，还要检举揭发别人的，不交代没有好下场，一旦被揭发出来，那就是抗拒改造，关小号那还是好的，弄不好还得加刑。
亮着昏黄灯光的监号里，大家都在冥思苦想，叹气声比老贾的放屁声还要压抑。我躺在床上把自己以前做过的事情从头梳理了一遍，梳理得脑瓜子生疼，也没梳理出什么值得交代的问题。那边，老贾突然跳了起来：“我娘！我得去交代，我还偷了生产队一麻袋地瓜。”我吓唬他：“那就赶紧去呀，这可是盗窃罪呢，一起步就是三年。”老贾慌了，就地放个响屁，鞋也没穿就窜出门去：“报告所长，我有罪，我该死……”第二声“该死”还没喊利落，段所就来了：“诈唬什么？”老贾扑通跪在地下，头磕得像鸡啄米：“政府，我该死，我有罪，我还偷了一麻袋地瓜……”
段所哧了一下鼻子，骂声神经病，转过身来对我说：“你来一下，有人找。”
我的心一紧，这种时候找我干什么？眼前一阵恍惚。
忐忑着拐过监号的时候，我一眼就看见了站在值班室门口的严警官，以前提审的时候我看见过他的签字——严盾。
他怎么又来了？我下意识地站住了，严盾笑眯眯地冲我招手：“老伙计，又见面啦。”
走在去预审科的路上，我完全懵了，不知道他为什么又来找我。
严盾坐在审讯室的桌子后面，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我傻了，端坐在铁椅子上一动不动。
严盾看了我一会儿，轻轻摇了一下头：“很可惜呀，好端端的一个青年就这么‘瞎’了……我希望你振作起来，不要自暴自弃，人生走一段弯路没有什么可怕，怕的是走一辈子弯路。我重新对你做了一些调查，说实话，我很同情你，你的底子不坏。你爸爸多不容易啊，还有你弟弟……”见我茫然地看着他，他突然把手一挥，“好了，不多说了，越说越替你惋惜，咱们还是直接开始吧。在开始之前，我还是要重复那句老话——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来吧，把那件最大的事情说出来，说出来对你也是一种解脱。”我一怔：“什么最大的事情？我解脱什么？”严盾又开始绕着我转圈，我急了：“你就直接说吧，别转啦。”
严盾站住了，他看我的眼神很怪异，让我联想到了上学的时候老师在我犯错误的时候看我的眼神。我有些诧异，大哥，我是你的敌人啊，你这么看我是什么意思？刚想开口跟他开句玩笑，他突然变了脸，猛地拍了一下桌子：“那好，听清楚了，抢劫。”
抢劫？我茫然……窗外一只小鸟在唱歌：抢劫、抢劫！
我委屈得都要哭了，就这样可怜巴巴地望着他：“大哥，什么抢劫？我抢劫了吗？”严盾叹口气，示意旁边的一个记录员开始作笔录，转过身来对我说：“对，你抢劫了。”我的脑袋一下子就炸开了，我几乎要瘫在椅子上了。我知道，抢劫这个罪名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一起步就是三年，弄不好有可能“打眼儿”！我什么时候抢劫过？我真的记不起来了，我为什么要抢劫？我最瞧不起的就是平白无故地拿别人的东西，我哪能干那样的事情？我涨红着脸，把手拍得山响，嗓音也变成了鸭子叫唤：“严警官，你可别吓唬我，我什么时候抢劫了？”严盾皱紧了眉头：“杨远啊，你真是执迷不悟，我劝你认清形势，跟政府对抗是没有好结果的，你想想哪有你这么傻的？人家你同案都交代了呢。”我还有同案？我的同案不就是跟我一起砍小广的金高他们吗？他们都判了刑，早已经发走了。我摸着头皮笑了：“大哥，你还是别绕我了，我根本就没抢劫，哪来的什么同案？”
“杨远，别犯傻，有些事情不交代清楚了是不行的，知道现在是个什么形势吗？”严盾顿了顿，重新坐回了椅子。
“知道，严打，可严打也得讲究个打法吧？这不是乱打嘛。”
“乱打？就凭你这句话，我就可以给你加个罪名——诽谤罪。”
“我没说严打是乱打，我是说如果你打我个抢劫罪，才是乱打呢。”
“真没想到你这么愚昧，”严盾看了看挂钟，似乎想早点儿结束“战斗”，“要不我再提示你一把？”
提示就提示，我根本就不怕他，因为他说的事情我根本就没做过。
我敞开衣服，一下一下地扇着胸脯上的那只蝴蝶：“那最好，我还等着回去拉水给大家喝呢。”
严盾笑了：“还拉水呢，拉不了啦，这次你回去就换了身份啦，不是劳改犯，是嫌疑犯了。”
他说的我弄不明白，难道这俩“犯”不一样？我说：“反正我就这样了，你提示吧。”
严盾喝口水润了润嗓子，无奈地扫了我一眼，声音一下子变粗了：“听着，石桥饭店。”
我像是裤裆里被人猛然塞了一块冰，忽地弹了起来：“别问了！我明白了，让我来告诉你。”
严盾把手往下压了压：“别激动，杨远，你的概念有问题呢，这不叫‘告诉’，这叫坦白交代。”
83年初，我当了厂里的团支部文体部长以后，经常跟厂里的小青年们组织活动。我最热衷的是带大家约其他单位的年轻人去体育场比赛踢球，我们这帮人很能干，经常把别的球队赢得落花流水，当时在市里小有名气，年轻人都知道第三机械厂有一支很威猛的足球队，带队的是一个精明干练又寡言的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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