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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嚷得声嘶力竭,众人的喝彩声也响彻云霄。这时候,我竟然看到我弟弟在人群里一蹦三尺高,他兴奋成了一只听到枪响的兔子,他就这样喊——嘿!嘿嘿!嘿!我妈看见他了,她从草堆上走下来,蹲下身子抱了抱我弟弟,然后慢慢往西走去。后面一下子乱了,一些孩子拣起沟边的坷垃砸她的后背,她不回头,依旧不紧不慢地往西走。我感觉,那边有一根看不见的线在牵引着她,让她走得如此从容,如此气定神闲……人群散尽的时候,我发觉我坐在地上,弟弟蹲在我的对面,用一根草棍戳我的鼻孔,戳得专心致志。
天擦黑的时候,一个邻居大婶过来拉我起来,她说:“大远,我把你妈送回家了,快回去看着她。”
我牵着弟弟的手走在回家路上的时候,天突然就黑成了锅底。
院子里,我妈坐在我爹的躺椅上,一动不动。
我怀疑她死了,我和弟弟蹑手蹑脚地靠过去,想看个究竟,她的眼珠转了一下,我放心了。
我说:“妈,你怎么了?”
她紧闭着双眼,没有说话,就这样躺在椅子上,躺在飘着雪花的寒风里。
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妈——就是周阿姨,死了。在这之前,她跑出家去,几个月没回来。我爹出去找了她很多次也没找到。我爹说,兴许她是找她的爸爸去了,听说她爸爸在新疆的某个农场里“支边”。从此我爹就变得很沉闷,有时候他会拉上一宿的二胡,从天黑到天亮。有一次,他的琴弦断了,他就坐到门槛上,看着黑洞洞的院子,喃喃地念叨,知音来了,知音来了。突然有一天,我爹回家对我说:“儿子,你妈走了,到天上享福去了……我把她火化了。”
当时我竟然没有特别难受的感觉,我觉得她还是死了好,活着遭罪,她疯成那样儿。
我爹说:“骨灰呢,我给她送娘家去了,她娘家人要。”
过了几天,我爹用自行车带着我和弟弟,去了一趟靠近城里的广东公墓。我又见到了我妈,她的坟头很漂亮,旁边长满了洁白的小花,那些花儿都开着,风一吹就一晃一晃地动,阳光一照仿佛都透明。我爹边烧纸边说,你妈的老家在广东,老辈人是广东的大财主,可有钱了,你姥爷还有一条像房子那么大的船,有钱人都在船上跳舞、唱歌、耍钱、谈生意什么的。风刮起黑色的纸灰,像一群蝴蝶绕着我爹苍白的脸,他的脸上没有表情。我的心像是有一根针在扎,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沿着公墓里的石头路跑起来,我边跑边喊:“妈——妈——你快回家,你快回家,你快回家……”
转过一年来,开始考高中了。有一天,我对我爹说:“我不想上学了,我要上班。”我爹很纳闷:“上学不好吗?我还等着你考上大学给我光宗耀祖呢。”我说:“谁让你让我去练武的?耽搁学习了,我考不上。再说,咱家这么困难,我上班不是还能给你减轻负担吗?”我爹生气了,那只眼睛像是在往外喷火:“混蛋!考,考不上再说!”我第一次看到他发火,没敢再犟嘴,心说,那就考吧,考不上别怨我。结果,我没考上。我爹生了几天闷气,一直不搭理我,终于失望,让我去了公社的废品站当临时工。这一当上临时工,我的心就开始野了起来,我管不住自己了。
我去了废品站,我弟弟就没人照看了,我爹就在上班的时候把他放在自行车大梁上,带到学校里去。我爹上课,我弟弟就在校园操场上疯跑,跑累了就在花丛中自己跟自己玩儿捉迷藏。学生们下课了就去逗他玩儿,他们都不欺负他,只不过是在他跑远了的时候,会在后面大声地喊:“傻二,傻二,快回来,爸爸给你烧蚂蚱吃……傻二,傻二,叫爸爸。”这样,我弟弟就有了很多的爸爸。我下班路过学校,我弟弟早就等在门口了,他嘴里像含着一个滚烫的芋头:“哥哥好……哥哥,我放学了。”
我背着他走在回家的路上,就像背着我的心,他软弱得让我直想趴下哭。
我在废品站的人缘特别好,年龄大的师傅拿我当儿子待,经常让我喊他们爸爸,我就喊,这没什么,我就是喊你爷爷,你也成不了我的真爷爷不是?几个年纪很我差不多大的工友都跟我成了哥们儿,我们经常在一起干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比如有厕所不上,偏要往收购来的酒瓶子里面撒尿,有时候还往看门老头的暖瓶里吐口痰什么的……唉,想起这些来,我都冒汗。有一次,镇上的一个“二不溜子”喝醉了,来废品站撒酒疯,把一个差不多跟我爹一样大的师傅给踹得嗷嗷叫,我拣起一根铁棍就冲上去了,把那小子直接“干”成了一摊糨鸡屎,嘴里吐出来的烂粉条、地瓜酒喷了一院子,他叫得像杀猪。再以后,我就跟废品站的弟兄们形成了一股势力,镇上有限的几个混混没有敢惹我们的。
我牢牢记住了我曾经发过的誓言,我不能像我爹那么窝囊,我要做一个真正的男人,我要当家里的顶梁柱。
那时候工资很低,我们这些干临时工的,一个月也就开二十几块钱,我把钱都攒着,想给我爹配一副新眼镜。
因为弟弟经常被学生们当玩具玩儿,我爹跟我一商量,就把家搬到了镇上,这样我们都方便照顾我弟弟。
搬家那天我很难过,看着那些刚刚开出花朵来的向日葵,看着墙角的花花草草,我的鼻子酸极了。
这样,我上班的时候就带上了弟弟,一般我会背着他走,他的鼻息刺痒着我的脖颈,很舒服。
工友们见我把弟弟带来了,都很高兴,拿我弟弟当自己的儿子和弟弟,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有时候工友们忙,我弟弟就像模像样地帮工,甚至还学会了看磅秤,上下不差三两。
那一年,我十六岁,我弟弟九岁。我俩很快活,比我爹还快活。
秋天的时候,我们家里来了两个人,他们好像很关心我弟弟,老是摸他乱蓬蓬的脑袋。我问我爹,他们是干什么的?我爹说,这是我在培智小学教书的同学,想让你弟弟去他们学校上学。我的心里说不上来是个什么滋味,以前我爹就说过,城里有个专门教脑子不跟趟的孩子学习的学校,人家还管吃管住,很正规,比一般的学校还好呢。我知道,他这一走,我就很难再见到他了,因为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城市是个什么样儿呢。我弟弟不知道大家想要干什么,跳着高儿跑出去玩自己的去了。那两个人一走,我爹就蹲在地上叹气。我说:“那也好,让二子长长脑子,去吧。”
我爹点点头,起身去找他的二胡,我不想听他拉二胡,就那么悬着心走到了院子。院子的空地上有一只麻雀在溜达,我想想,我弟弟再也不能在那里撵麻雀玩儿了,心就麻了,汗也出来了,整个人像是刚从澡堂里出来,虚弱得没有一点儿力气。不长时间,那两个人就来把我弟弟带走了,他走得很风光,坐着一辆雪白的面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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