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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是在1971年，我上学了。我爹尽管一只眼睛瞎了，但这并不妨碍他教书，他还是在我们村里的小学教高年级语文，整天乐呵呵的。不知道因为什么，他经常在夜里被人叫出去开会，回来的时候身上满是泥土和灰尘，脸也灰蒙蒙的。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因为我爹写过一篇类似论文的文章，那里面有几个句子对目前的教育状况过于“热情”，他是去接受大家的批判的。
他回家以后，一般是下半夜了。我爹很爱干净，一进门就把衣服仔细地抖搂一遍，再用一把毛刷子一下一下地刷他的衣服，直到衣服上没了一点儿污垢，才小心翼翼地挂到墙上，然后打上一盆水洗脸，他洗得很慢，一丝不苟。洗完了脸，就把用胶布缠着腿儿的眼镜重新戴上，过来附下身子轻轻地亲吻我弟弟的脸，如果我还没睡，他会给我掖好被子，瞪着那只明亮的眼睛说：“睡觉，明天还得上学，学习不好我可不依你。”一般他在炕沿上坐上一阵以后，会去墙根摘下那把闪着油光的二胡，坐在外屋，拉出一段忧伤的曲子。
我的学习成绩很好，考试成绩在班里经常是第一名。
这让我爹很高兴，时常奖励我——让我骑在他的脖子上，满院子溜达。
那时候，我弟弟会像一只小鸭子那样，呱呱地跟在我们后面跳高。
有时候我爹还会唱上两句戏词，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
大概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爹调走了，去了公社里的教育组。去了教育组就不教学了，好像是负责培训全公社的语文教师。我爹很高兴，每天清早起床，给我们做上饭，再挨个儿地摸一把我俩的脑袋，吹着口哨就走了。因为公社离我们村有七八里的路程，没几天教育组就给他配了一辆自行车。
那是一辆崭新的、泛着瓦亮漆光的大金鹿车子。我爹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卷塑料带，忙碌了大半天，将车子缠得花花绿绿，像一只硕大的蚂蚱。然后就将我和弟弟俩一个在大梁上，一个在后座上安顿好了，嗖地一声上了大路。一家三口很兴奋，满大街地诈唬，我爹唱：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我唱，我是公社小社员，手拿小镰刀啊，身背小竹篮——我弟弟也唱，啊呀、啊呀、啊啊呀……那时候，我们一家幸福极了。我爹晚上也不用去开会了，人们又开始喊他杨老师了，杨老师吃了吗？杨老师真快活。
我爹在我家院子里开辟了一个菜园，靠东面种了一些向日葵，靠西面种了各色蔬菜。春天和夏天的时候，满院子都是飞舞着的蝴蝶，还有蜜蜂什么的，当然了，也有苍蝇，一般是绿脑袋的那种，它们嗡嗡嘤嘤地在那里追逐、嬉闹。我跟我弟弟还能在墙根的花草间捉到不少蚂蚱。我爹给我弟弟捉了一只麻雀，这只麻雀让我们喂养得像一个矜持又高贵的财主，除了那种叫“双母夹”的蚂蚱，它一概不吃，最后就那么把自己给娇惯死了。小鸟儿死了，我弟弟哭得一塌糊涂，把院子里的土蹬得像扬场，我爹也不管，坐在自己做的竹子躺椅上，眯着单眼笑。
那一年秋天，我终于加入了少先队——那时候叫红小兵。我爹下班回家一看，他儿子的脖子上挂着红彤彤的红领巾，竟然忘了支好他心爱的车子，蹲在地上就哭了，自行车的后轮嗖嗖地转，甩出一圈尘土。他说，儿子，咱们也是“红五类”了，你是革命的接班人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哭，心里很别扭，你说你还是个男人吗？该哭的时候你不哭，不该哭的时候你胡咧咧什么嘛。那天，我第一次看见我爹喝酒了，他很能喝，喝了一瓶白酒，是六十五度的那种，然后又给我三毛钱让我去合作社买了一瓶啤酒，他说他要过年。最后，他又拉上了二胡，曲调悠扬。
年底的一天，我爹领回来一个很漂亮的女人。
这个女人一进门就摸我的脸，用一口软软的普通话对我说：“好孩子，叫阿姨。”
我不知道阿姨是什么意思，我们那里一般管上一辈的女人叫姑姑、婶子什么的，我没叫。
我爹戳了我一指头：“快叫，这是你周阿姨。”
我扭身跑了出去，我不太喜欢他，我预感到这个女人跟我爹之间有点儿什么事情。
从此，那个女人就经常到我们家里来，来的时候会给我们带很多好吃的东西。
过年那天，这个女人就住在了我们家。我爹告诉我说，从今往后周阿姨就是你们的妈了，我跟他结婚了。
我弟弟大呼小叫地喊她妈，我就出去了，冒着凛冽的寒风，我去了我亲妈的坟头。
我在我妈的坟头上说话的时候，四周响起了爆竹声，我像是被这个爆竹声做成的旋涡给淹没了。
因为我不喊周阿姨妈，我爹很恼火，经常拧着我的耳朵说我不懂事。那时候，我很拗，不管我爹怎么逼我，我硬是不满足他的要求。周阿姨倒是不管那一套，依旧对我和弟弟很好，好吃的都留给我们，甚至晚上非要搂着我俩睡觉不可。时间长了，我爹就把事情告诉我了，他说周阿姨是公社修配厂里的工人，娘家是城里人。因为她家的成分不好，一直没有结婚，后来组织上觉得她跟我爹挺般配，就给他们牵了个线。一开始我爹不同意，觉得自己配不上她，可是周阿姨看上我爹了，她说我爹拉扯着两个孩子不容易，心眼儿又好，死活要嫁给我爹。我爹说，你不会是可怜我吧？周阿姨就开始抹眼泪了，我爹明白了她的意思，人家觉得我爹好是一方面，主要是她在这里没有什么依靠，将就我爹这个条件，两个人正合适。我爹说这些话的时候，那只眼睛一直恍惚着，似乎有很多话要从那里对我说出来。
我突然觉得周阿姨其实是个很可怜的人，唉，那时候成分不好可以压死人啊。
尽管我在心里容纳了周阿姨，可是行为上还是别别扭扭的。
等我开始喊她妈的时候，她突然就疯了。
我记得那年我小学快毕业了。当时学校里实行“二部制”，就是上午参加劳动，下午去学校上课。上课的时候，老师来扎上一头，照着课本念一通，然后就让大家自习。有时候会突然接到命令，开某某老师的批判会，那么，下午也就不用上学了，大家围着这个接受批判的老师指指戳戳上一阵，最后高呼几声“打倒臭老九”或者“教育革命万岁”什么的，就作了鸟兽散。
那天我正在“教育”低头站在黑板前的算术老师，一个同学跑来告诉我：“杨远，快，你后娘在街上出洋相呢。”我很纳闷，连忙跟着他跑了出去。在村西头的一个水塘边，我看见了我妈。她站在一个草堆上，面色严峻地向围观的人群砍柴般地挥手：“革命同志们，大家要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反攻倒算，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不是绣花纳鞋底子，革命是什么呢？革命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
“妈——”我站在远处大声地呼喊，“妈你怎么了？”周阿姨似乎不认识我了，她直直地看了我一眼，回过头去继续演讲。她夸张的手势不时引来阵阵喝彩，她像个女英雄那样往下压压手，接着抒情。我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就这样傻乎乎地站在那里，我的脸烫得厉害，似乎有人在我的脸上泼了一瓢开水。我在心里大声地喊，妈，你别这样，妈你别这样……可我真的不知道此时我还应该干点儿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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