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无悔》　温情时刻
病在汉城

    有人还打趣：“还戴着这么时尚的帽子和墨镜，还挺酷！”听到这话，我在心里自语：我这哪是“酷”呀，是“苦”。

    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人的健康也在不断变化之中。2002年1月，刚刚带领国家队打完亚洲区十强赛，接着又参与处理裁判风波，在劳累与劳心的双重压力下，有着牛犊般身体的南勇，终于病倒了。我去医院看望他时，南勇还关切地对我说：“我现在躺在病床上，也帮不了你什么忙。你可要注意身体，千万不能再倒下。”这是南勇的忠告，或许也是预感。

    确实，在处理裁判风波前前后后近半年的时间里，我第一次感到身心这么疲惫。白天工作时，精力时常集中不起来，晚上睡觉，失眠的次数多了起来，两鬓的白发也开始显现出来。

    2002年5月26日，我和吉龙、王彬从北京飞抵韩国汉城，准备参加世界杯开幕式和国际足联代表大会。我进入饭店房间后，就换掉衣服，想休息一会儿。突然，我感觉到自己的脸部发紧，有些不舒服。我走到镜子面前，发现自己右侧脸有下沉的迹象，用手触摸时感觉有些迟钝，我意识到这是面部神经麻痹的征兆，心里不由得一紧：我在1985年时曾得过这种病，也知道这种病发作后的反应和症状。

    我立即打电话给吉龙，请他过来。吉龙很快来到我的房间。得知情况后，他特意走近些仔细地看了看我的脸，还用手指掐了掐，说：“确实有点不对劲。”

    2002年在汉城机场接受韩国少年献花

    此时我还没有病倒的迹象我说：“这个病发展很快，两三天内，人的面部就会变形。如果我继续留在韩国，既不能去参加国际足联的会议，也不能到队伍里去。否则，队员们看见了，会对他们的情绪产生不好影响。”

    “那怎么办？”吉龙问。 我想了想说：“要不今晚我就返回北京，这样既不影响队伍，也不会成为一个爆炸性新闻。”

    吉龙不同意，他说：“四十四年了，我们第一次有机会参加世界杯，怎么能世界杯还没开幕，队伍还没比赛，你就回去了呢？”停顿了片刻，他提出给郑梦准打个电话，请他在韩国找个最好的医生。我没有同意，吉龙又说：“要不然给南头打个电话，跟他商量一下，看看有什么办法？”

    出院不久的南勇，刚随着队伍先去了日本，现在又到了世界杯中国队的驻地：韩国西归浦。吉龙很快拨通了南勇的电话。我把自己生病的事情向南勇简单说了几句。南勇说：“吉龙的想法是对的，我也不同意你回去。”说到这，电话好像中断了一样，没有声音了。我想是不是电话出了故障。正想着，电话中又传来了南勇的声音：“我有个办法，让咱们的随队医生严诚从西归浦飞到汉城，用针灸的方法帮你治疗，他的针灸水平很高。”我怕这样会影响到全队的恢复和治疗，也没有答应。

    “要不这样。你从汉城飞到西归浦来，住在队伍的饭店里。对外就说你来看队伍，不参加国际足联代表大会了。这样严诚既可以照顾队伍，又可以给你治病。”

    我觉得南勇这个建议是个两全其美的方案，便把南勇的建议告诉吉龙。吉龙非常赞成。

    第二天上午11点左右，我飞到了西归浦。刚下飞机，就看到南勇和朱和元进到机场内来接我，南勇双手还捧着一束鲜花。南勇见到我后说：“我已经安排好了贵宾通道，这样咱们可以很快离开机场，并且可以封锁这个消息。”听着南勇的话，想着昨天晚上吉龙的叮嘱，一股兄弟般的情义涌上了我的心头。其实在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中，许多细小的事情却是最令人感动的事情。

    汽车很快抵达了队伍下榻的饭店。南勇把我领进了一个套房。这时，严诚拿出已经准备好的针灸包，开始给我针灸。严诚年龄不大，但却是个中医专家，在队伍里面是个不可缺少的角色。他告诉我：他的针灸手法比较疼，让我一定要忍住。他还跟我半开玩笑地说：水平高低，三天之内可见分晓。朱和元为了让我坐得舒服一些，还拿来被子垫在我椅子后面，他安慰道：“主席，别着急，这个小病，严大夫手到病除，他要是治不好你的病，就让他跟你一块儿回国。”就这样，我开始了一天两次、每次四十分钟的针灸治疗。

    两天过去了，我发现病情没有恶化，知道被控制住了，感觉也不错。第三天上午，我跟南勇说：“我想去看看队伍。”南勇说：“队伍训练需要两个小时，而且是露天，西归浦的海风很大，也很硬。这对你的病不好。你还是不要去了，好好静养休息，尽快治疗，等病情基本稳定了，再去也不迟。”我还是想去，又对南勇说：“我只看一眼就回来。”南勇拗不过我，就把自己的专车让给了我，他上了球队的大巴。

    2002年与我驻韩领事、吉龙在韩国机场当队伍的车来到训练场的时候，场边已聚集了上百名的中国记者，他们看见我下车以后，都感到吃惊，都在互相问着：怎么阎头儿来了，他什么时候到的西归浦？有人还打趣：“还戴着这么时尚的帽子和墨镜，还挺酷！”听到这话，我在心里自语：我这哪是“酷”呀，是“苦”。

    大部分记者向我围过来，有的记者还向我提问题。我只是向周围的记者招了招手，“板”着脸，什么话也没说，半低着头快步走进了训练场。我知道，只要一说话，就会原形毕露。

       记者没采访到我什么，他们只拍了一些照片。第二天，国内的各大媒体都刊发了我戴着帽子、墨镜“督军”的大幅照片，配发的文字，则无一例外地称我“态度傲慢”、“一言不发”，有朋友打电话给我，问怎么回事，我只能笑笑。

    第五天，我感觉到病情明显好转，表面上已基本看不出太大问题了，这时我悬着的心才逐渐放了下来。我留在了世界杯，参加了世界杯，也感受到了世界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