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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让这些为国家做出过牺牲和贡献的女足姑娘们感到,社会没有忘记她们,大家仍在关心她们。在她们有困难的时候,人们仍会帮助她们。
或许,出于对女足姑娘们的愧疚与感谢的双重心理,在悉尼奥运会失利之后,我做了两件破例的事。
一件是原国家老女足队员温利蓉的事情。悉尼奥运会后,小温退役了,但退役后的工作安排遇到了困难。俊生问我:“中国足协能不能帮助解决一下?”按照当时中国足协制定的人事管理规定:所有进入中国足协工作的正式人员,必须参加公开竞聘考试。但中国女足这批老队员是对中国足球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中国足协不能忘记她们。我与俊生商量,先借调小温到足协女子部工作,工资由中国足协发。待中国足协下次聘任时,不论考试成绩高低,将作为“特例”录取。
小温是一个非常要强的姑娘,白天在足协上班,晚上自费参加外语学习。为了参加应聘考试,她的孩子刚刚出生几个月,就夜以继日地学习、备考,把在足球场上那股坚忍不拔、勇往直前的劲头用在了学习上。功夫不负有心人。在2003年中国足协公开竞聘考试中,小温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最后,她终于成为了中国足协的一名正式成员。我这颗悬了几年的心才落了下来。
还有一件事就是女足老队员白杰从国家队退役后不久,便担任了解放军女足主教练工作。一次,她到北京开会见到我时提出:为了提高自身体育专业理论知识,适应工作需要,想在2004年报考某体育学院训练学研究生。她认为自己的文化基础和外语水平要一下子达到体育学院研究生的录取分数线是不可能的,因此希望我能够“帮助”一下。
我知道这种“帮助”是有悖于入学常规的,但国家对有贡献的运动员上学是鼓励的,在政策上也是支持的。我决定通过正常渠道,将这种“帮助”合法化,即使有点不应该也是要帮、要做的。我便对白杰说:“你就做好考试的准备吧,中国足协会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你入学。”
随即,我就给这所体育学院的领导打了电话,把白杰的想法和情况作了介绍。我特别讲到这些女足孩子是非常艰苦,非常不容易的。我们应该让这些为国家做出过牺牲和贡献的女足姑娘们感到,社会没有忘记她们,大家仍在关心她们。在她们有困难的时候,人们仍会帮助她们。千万不要让女足姑娘们寒心。
学院领导当即表示,我们会认真研究这件事,会给中国足协一个满意的交代,也会给白杰一个满意的答复。根据国家的有关政策要求,中国足协又向国家主管教育部门递交了专题报告。最后,白杰终于拿到了这所体育学院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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