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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案调查组来杭取证
春节临近，大家似乎都在忙着准备过年，先前轰轰烈烈的足球打假扫黑也渐渐平静下来。
2月2日晚，我突然接到总局监察局副处级监察员梁效平的电话，他告诉我说，总局将派两位监察局副局长带队的调查组后天到杭州调查足球黑哨。
我回了他一句“你们终于来了，你们还信得过我们？”梁效平突然严肃起来，问我什么意思？后来见面的时候调查组组长笑着对我说，“你说那句话的时候我就在电话机旁，你有情绪，我能理解。”听到这话，我当时的确是既高兴又有情绪，但工作还得做。第二天一上班，我马上召开党组会，把好消息通报给大家，并研究接待和配合事宜。体育局党组决定，由办公室准备汇报材料，由监察室负责接待和联络，将调查组安排在紫云饭店，并注意保密。会后我向鲁松庭副省长汇报了此事。
省体育局发现，总局派来的监察局的两位副局长名字很陌生，经局监察室主任潘善泰与总局监察局核实，监察局接电话的同志表示，调查组的事情他知道，但这两位副局长的名字没听说过。
2月4日，调查组一行来了4个人。他们是组长徐槟，副组长赵建平，成员梁效平、李东升。下午，体育局党组成员在紫云饭店与调查组开见面会。我代表省体育局对调查组表示欢迎后，汇报了浙江省体育局打假扫黑反贪的起因、目的、进展的情况，办公室将省局掌握的材料移交给了调查组。
调查组组长徐槟表示，他们是受总局党组委托，来杭州调查足球裁判接受俱乐部钱的事情。并透露，中国正在酝酿成立体育竞赛监察委员会，加强对体育竞赛综合监管的力度，欢迎来自方方面面的监督。晚上，省体育局举行简单的欢迎宴会，徐槟告诉我，来之前就很敬佩我的勇气。省体育局发现他们来的4人中有中国足协的官员李东升，便个别向调查组提出请求其回避的要求，调查组接受建议，第二天李东升便回到北京。
从以后几天的交往中，我和我的同事们发现，这个调查组不是总局派来的，而是中央派来的，负责人是中纪委、铁道部的纪检干部。这次来头不小，高层已开始重视并实际行动了，大家都很振奋。
省体育局将调查组的来意和真实身份及时向鲁松庭副省长作了汇报，鲁省长也很高兴，指示要全力协助和配合。调查期间，鲁松庭副省长又在汪庄“夕照厅”会见和宴请了调查组的成员。调查组并不回避其真实身份，会见和宴请的气氛非常好，双方都对省体育局和我的行为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此次来的副组长赵建平是曾参与陈希同案、厦门远华案等要案侦查侦破工作的老纪检干部。他对我说，这次绿城总体配合得不错，情况已基本摸清了。要把全国所有的问题都搞清楚，要把违纪违法的俱乐部、裁判、有关官员的问题查清楚，都进行处理，看来很难。但至少可以抓出几个，有个交代，先取得阶段性胜利。从他们接触的情况、工作的实际看，阻力还是很大的。
我对此番话感同身受。
2月7日晚，调查组一行来到浙江体育大厦14楼我的办公室，一落座徐槟就对我说，我们已经来了5天了，绿城的问题基本查清，对浙江省体育局和你本人在调查工作中的支持、配合表示感谢；他同时告诉我说，宋卫平的交代还有“尾巴”，从账上看，退回的不是4万，而是8万，现在还没有突破，想从陈局长口里得到旁证。
我分析认为，这很可能是宋有意想减轻彼此的责任。谈话时，梁效平做了笔录，我在笔录件上签了字。
离开我的办公室，已是11点钟，调查组又连夜找了宋卫平、沈强分别谈话。
2月8日，中央调查组结束了第一阶段的调查取证工作，返回北京，此时，离春节只有3天。
一个月后，调查组二下杭州调查取证。此次调查组采取的是“调虎离山”计，把宋卫平叫到北京，同一时间调查组南下。在北京，宋卫平用很低沉很沮丧的声音给我打电话，说他这次到北京直接面对的是公安部。我告诉他，这样你就更应该争取主动，不要再留尾巴；在杭州，此次带队的是副组长赵建平，跟我说明来意后就直接找俱乐部总经理沈强。至此，有关绿城的一切都在调查组的掌握之中。我的心宽了，黑夜终于露出了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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