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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每个单位都放假了，我却从晚上8点多整整忙到第二天凌晨才回家。
那天晚上就是与李书福谈话。当时我认为，尽管有了一封裁判的匿名忏悔信以及退回的4万元，但中国足协和舆论都有一个共同观点，认为电脑打印的匿名信根本不能当做原始证据，治理黑裁，绿城和吉利必须尽快拿出一份证据。宋卫平当时表示手里还掌握着另外的证据，但时机不到不公开。于是，李书福成了推动“黑哨”事件进展的突破口。
李书福曾是浙江举重队的赞助商。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占旭刚为中国代表团捧回一枚宝贵的举重金牌，李书福和吉利就找上门来，表示有意与举重队合作，双方一拍即合。5年合同，吉利投了100万元。为此与举重队教练陈继来一直保持联系，面对司法的迟迟不能介入，李书福对陈继来说，今后会把精力专心放在汽车生产上，“黑哨”的事他们不管了。
1月1日早上，全国人大代表、省举重队总教练、两届奥运会举重冠军占旭刚的教练陈继来获悉李书福在上海谈生意，晚上要途经杭州回宁波。他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我非常高兴，认为成果要进一步扩大，李书福是最佳的突破口。此前，我已几次请陈继来把李书福邀来谈谈，一直未能如愿，今晚是个机会。
李书福听说是我要找他聊聊，爽快地答应了。保证一定在晚上10点半左右赶到杭州。
晚上8点刚过，陈继来就在省体育局大院里等。此时还有2个多小时，可他怎么也坐不踏实。
10点还差几分，一辆黑色奔驰驶进大院，已经在寒风中冷得哆嗦的陈继来一眼就认出是李书福来了。
10点整，我在自己的办公室见到李书福。一阵寒暄后，陈继来给我们泡上茶，在沙发上落座后，我首先开口说：“李总，我们很敬佩、很支持你的揭黑行动，但你不能长时间地只打雷不下雨啊，你什么时候能交出材料？”
话题很直接，李书福却笑嘻嘻地反问我：“陈局长，材料交了，我会有什么后果？我不也得去坐牢吗？我坐牢了，我企业的职工怎么办？”
“那你当初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承认给裁判送钱的时候，就没想到这个问题？”
我的话触及李书福的软肋，他天真地表示说，那次开新闻发布会，是经过包括律师在内的骨干会议研究的，当时只打算公开宣布退出足球圈，给广州人民一个交代，因此由律师专门给他写了一个稿子，由他照着稿子读，但他越读越气愤，越读越别扭，越读越激动，“那个稿子不能真实表达我的心情，所以我在会上说，这样搞足球，我们搞不下去了，我们玩不起。比赛就是比赛，还要给裁判送红包，不送礼就别想赢，我们是送了。”李书福没有想到这句话会像一颗炸弹，把整个足坛炸开了。
接着是一阵短暂的沉默。我打破僵局说，“无论怎么说，你已经走出了第一步，而且是成功的一步，正确的一步，你就必须走第二步，要退是不可能的了。你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的话，从法律上说算是自首，你公开承认了，就收不回去了。你得对法律负责，对自己负责。你第一步走得很主动，如果以后的路不继续主动，就是前功尽弃。”
陈继来也帮着做工作：“陈局长这是为你好，你应该听他的。”
李书福沉思了片刻说，“我不知道应该找谁，也没人来找过我。要不，你陈局长给我指条路，你怎么说我怎么做，我都听你的。”
“那好，我给你出个主意。”我继续说，“现在司法还没正式介入，但司法介入只是时间问题。我们是法制国家，足球不可能成为法律的真空。你应该提前把材料准备好。材料准备好了，你最好马上交。不马上交，等司法宣布介入，你就交，这样主动权还是你的。”
李书福立刻表示这就让当事人去写材料。此时已接近午夜，李书福兴致很高，提出想和方益波聊会儿。
我立刻拨通了方益波手机，告诉他我今晚和李总谈出结果了，李总现在想和你聊聊。
方益波告诉我说，他和杨明在望湖宾馆的7楼六合居茶室把宋卫平的工作也做通了，要我们快过来。我听后很高兴，今晚双丰收。我们原班人马坐上李书福的大奔直奔望湖。
后半夜这场正义的聚会令人兴奋，宋卫平说换个大点的茶室重新泡茶吧。在新的茶室里，杨明和方益波把他们前面谈的结果向我们说了一遍，我也把我们谈的情况向他们作了通报，大家都很高兴。不过李书福就像宋卫平那样，也表示对具体名单和数字不清楚，要让桂生悦具体和我谈。我点点头，催促他们行动要快。送别李书福已是凌晨2点了，望着疾驰而去的车影，我开心地对一起给李书福送行的陈继来说：“新的一年开局太好了，打假扫黑有希望。”我的心中对陈继来这个全国人大代表充满了感激。
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李书福和宋卫平在交出证据时，仍然保留了太多的内幕，元旦夜谈的种种承诺并没有给扫黑带来实质性的改变。李书福还是没有拿出具体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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