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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5月19日，取得七连胜的浙江绿城足球队坐镇杭州主场，迎战前来挑战的上海中远。
赛后冲突一幕
5月19日下午，6万坐席的杭州黄龙体育场几近座无虚席，从上海来的专车送来了1000多名球迷为中远助阵。为了安全起见，杜兆年副局长与上海足协联系，要求由上海足协组织，统一购票，有专人负责带队，并把上海球迷集中安排在两个区块看球，和杭州观众隔离开来。一走进体育场，就令人感到浓烈的刺激神经的挑斗气氛。看台上，到处是“绿城必胜”之类的大幅标语。不知从哪辈子开始，杭州人对总把外地人看成乡下人的上海人就有一股怒气，再加上杭州球迷得知徐根宝在上海夸下海口：中远不赢球，他跳黄浦江！于是，“徐根宝，跳黄浦江吧”一类不文明挑逗性的刺激眼球的标语也出现在看台上。比赛开始，绿城在上下半场各进了一球，2∶0，绿城眼看胜券在握。正当进球的绿城外援加西亚和他的队友们还在前场与球迷为进球狂欢的时候，主裁判张宝华却突然吹响了中远中场开球的哨声。绿城的球员还没摆好阵势，一眨眼球已传到绿城的门前并进了球，创造了足球比篮球更快的进球记录。“进球有效！”紧接着中远又进了一球，2∶2。全场观众沸腾了，饮料瓶、小喇叭、硬币使劲往场内砸，能用来出气的手段几乎都用上了。杭州球迷与上海球迷展开的口水战很快升级成用旗杆的短兵相接战，要不是警察及时拉起人墙，一场肉搏在所难免。绿城俱乐部司机王立新上前打了边裁张丰年一拳，员工谈晓东闯进赛场狠踢主裁判张宝华。
当晚，比赛结束后，我陪观赛的副省长鲁松庭离场，但心一直放不下，怕情绪激动的球迷引发骚乱。不出所料，没过多久副局长杜兆年打来电话，称上海球迷被围困在场内，走不了。我立刻赶回黄龙体育中心。
黄龙体育中心外围仍聚集着数千球迷，情绪十分激动，各个出口的大门紧闭，杭州观众死守在门外不走；场内，上海球迷在草地上受困无法突围。眼前的情景令我震撼，一时间真切感到了形势的严重，也真切地感到了体育的巨大凝聚力，足球运动一旦失去公平将是怎样的悲哀。
事件过后，我对浙江省足协副主席王之海说：“这件事情，肯定要惊动中国足协。球迷闹事，显然不对，追根溯源，事出有因，责任在于裁判，你们要向上级申诉，讲清情况，表明看法。”次日，我督促省足协有关同事，整理了一份书面申诉材料。
5月21日，我在马鞍山参加体育战略研讨会，心却还在“5·19”的不平上，我终于下定决心，拨通阎世铎电话，没有寒暄，直奔主题：
“球迷不冷静的行为，浙江愿承担责任，以后要加强教育，保证不再发生。但是，事出有因，导火线是裁判。”
阎世铎的回答，却有些火药味。“我们整整看了11遍慢镜头录像，谁也没有发现你所说的情况。”
我顿了顿说，“一盒录像带，能包容全过程、全空间吗？当时，摄像机对准的是在狂欢的进球球员，根本来不及切换镜头……难道4万多双眼睛，还不如一盒录像带真实吗？”
也许我当时的强硬，出乎阎世铎的预料，他稳住音量，说：“这件事，影响很大，中央领导也过问了，我们不能不对你们处罚。听足协同志反映，陈培德局长直面媒体，说中国足球改革的当务之急，不是请洋教练，而是请洋裁判。我对这个人说，这种话，不会是陈主任说的，是媒体有意编造的。”
我坚定地说：“不！这正是我陈培德的原话，媒体一分也没有夸张。”
电话那头的阎世铎一时无语。
我愤然挂断了电话。
第二天，5月22日，中国足协作出处罚决定：绿城助理教练周成贵、王长太停止比赛工作4个月，各处罚人民币4万元，助理教练员赵俊华停止比赛工作2场，处罚人民币2万元；谈晓东和王立新，从处罚公布之日起至年底，禁止参与各项足球活动，罚款人民币各5万元。给予浙江绿城足球俱乐部警告处分。
6月3日，浙江省副省长鲁松庭在“5·19”事件情况通报上批示：“观众要正确引导，各种防范措施要加强。‘5·19’比赛，我作为一名观众，在场观看了全过程，如此裁判，如此水平，现在如此处理，怎能令人信服？又怎能赢得广大群众对体育事业的热情支持？在目前情况下，我省体育界要保持一身正气，敢于抵制各种歪风邪气，并把工作重点放在群众体育上，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身体素质。”
鲁松庭再次指示：“搞体育，金牌也要，但重点要放在群众体育上，让老百姓真正得到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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