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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红：落花。
庭院深深，不知有多深？杨柳依依，如同升腾起片片烟雾，一重重帘幕不知道有多少层。豪华的车马停在贵族公子寻欢作乐的地方，登上高楼向远处望去，却看不见去往章台的道路。春天将要过去，三月里狂风暴雨，重重院门将黄昏的景色掩闭，却无法留住春光。泪眼汪汪，问花是否知道我的心意，花儿默默不语，只有纷乱的落花，零零落落一点一点飞到秋千外。
男子为何作闺音
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有两类题材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宫怨和闺怨题材。宫怨诗专写古代帝王宫中宫女以及失宠后妃的怨情；闺怨诗则主要抒写古代民间的弃妇和思妇（包括征妇、商妇、游子妇等）的忧伤，或者写少女怀春、思念情人的感情。这两类诗都起源于周代，到了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闺怨诗又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到了唐代，这两类诗与田园、山水、行旅、游侠、边塞等题材的诗歌一道步入了一个发展的鼎盛时期，名家杰作，层见迭出。
从内容上看，这两类诗都在围绕一个“怨”字做文章，集中反映了封建宗法制度下皇权至上、男尊女卑的社会现象和古代女性对待婚姻问题的种种复杂心态。中国古代的诗人对“宫怨”、“闺怨”、 “春怨”这几类题材为何情有独钟呢？为什么能够把这类诗写得如此真切感人呢？因为他们与那些怨郁的女子具有同样的遭遇，同样的情怀，在中国文人的骨子里有一种奴颜媚骨的怨妇情结，这种情结自屈原开始，代代相传，经久不衰。
司马迁曾经说过：女为悦已者容，士为知士者死。良禽择木而栖，猛兽择穴而居。中国古代的文人与妇女一样从来就没有获得过独立的人格，始终是皇权与权贵的附庸，他们的生与死，喜与悲，升与降，浮与沉，自己都无法掌握。于是，也就形成了中国文人的依附性和软骨症。即使如高歌“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李白，也还是要向权贵韩朝宗求乞道：“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也。”
当然在中国的历史上也不乏具有铮铮铁骨的“士”，但总体上来说这样的“硬汉”是稀缺资源，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即使是被世人目为不苟同不屈服的“硬汉”，大多也不过是“节妇”“烈妇”的变种而已。如明朝的方孝孺，威武不屈，慷慨就义。但是他所殉的“义”，不过是忠于建文帝这个老主子罢了。方孝孺在被视为“篡位”的明成祖面前刚直不阿，但在建文帝面前却仍然是“俯首贴耳”，只不过是换了个主子罢了。
唐太宗说：人言魏征举动疏慢，我但觉其妩媚耳。唐太宗正是看到了中国文人的软肋。被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的明代戏剧大师汤显祖也有过类似的话语：“此时男子多化为妇人，侧立俯行，好语巧笑，乃得立于时，”对中国文人的性格刻划可谓入木三分，与唐太宗的话有异曲同工之妙。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沽之哉，沽之哉，吾待价而沽”，如果能够卖一个好价钱，也就是得到统治阶级的赏识重用，那么就欣欣然；如果没能卖一个好价钱，或者卖不出去，不被赏识重用，则怨恨忧伤。明白这些道理，那么就不难读懂中国文人的宫怨诗和闺怨诗了，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古时的文人在文学创作中男子做闺音了。
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唐 王昌龄《闺怨》）
何事长门闭，珠帘只自垂。月移深殿早，春向后宫迟。（唐 刘长卿《长门怨》）
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
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汉乐府歌辞《怨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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