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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1584—1630），字元素，东莞人。据一些学者的考证，袁崇焕大约在三岁左右便离开东莞来到广西藤县的莲塘村生活。二十年后，袁崇焕回过东莞一次，写下《登贤书后回东莞谒墓》。所谓“登贤书”，即中了举人。大概中举之后，袁崇焕例当衣锦还乡，回东莞谒祖墓。诗中说：“少小辞乡国，飘零二十年。”不过，袁崇焕中进士的年龄似乎不小。他是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中进士，随后被授予福建邵武县知县一职。这一年，袁崇焕已经三十六岁了。知县的职位虽小，但却很有可能被选为位卑权重的御史或给事中，可以干一番事业。看来，袁崇焕的前途一片光明。
袁崇焕虽是一介书生，却不愿做一个腐儒。他对于军事的兴趣，似乎远远超过了按部就班地升官的愿望。在明末社会中，谈论兵事是一件非常时髦的事情。据说，天启年间浙江乡试中策论的题目就是关于“辽东兵事”的。像陈子龙、徐孚远等松江名士，都是喜欢谈论兵法的。
袁崇焕做官的那一年，明朝军队与后金军队在萨尔浒发生了一场重大战役。明朝调集全国的精锐部队共约十万人，而后金亦集八旗精锐共六万人。决战的结果是：明朝将领阵亡三百一十多人，兵士阵亡四万五千八百余人，损失战马二万八千匹；后金伤亡仅数百人。一贯自大的明王朝，终于感受到来自东北的巨大压力。内阁首辅方从哲请求皇帝召开九卿科道会议，共图良策，以图保卫辽东。远在前线的经略杨镐，也作为战败的主要责任者被逮进了诏狱。袁崇焕这时正在北京参加会试，自然受到这种情势的感染。他中进士后虽然远赴东南的福建邵武县任职，但依旧关心军事问题。据说，袁崇焕“为人慷慨，负胆略，好谈兵”。每次遇到退伍的将校或者老兵，都要向他们请教边塞的形势。所以，袁崇焕也始终“以边才自许”。
天启元年（1621），东北的战事更趋恶化：沈阳、辽阳相继失守，辽东尽失。天启二年（1622），身为地方官的袁崇焕按惯例朝觐，即向朝廷述职。御史侯恂知晓袁崇焕的军事才能，便请求朝廷对袁崇焕破格录用，于是袁崇焕被升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兵部职方司“掌舆图、军制、城隍、镇戍、简练、征讨之事”，主事是正六品的官员。从七品的地方官，升为六品的京官，而且是在负责军事的兵部任职，袁崇焕自然欣喜。不久，广宁卫（今辽宁北宁）失陷。群臣讨论是否要退守山海关（今河北秦皇岛东北）。袁崇焕便单枪匹马跑到山海关，勘探了几天形势。在京群臣还都说袁主事不知去了哪里的时候，袁崇焕却已从山海关回来。这次远行，使袁崇焕对于山海关的形势有了深刻的理解。他说：“只要给我军马钱粮，我一人就足够担当守关之任。”相较袖手空谈的一帮文臣，袁崇焕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气魄和胆量，也赢得了大家的赞许。他的军事才能逐渐为廷臣们所接受，再一次得到提升，升为佥事，监关外军。不久，经略王在晋派袁崇焕出关，充当驻守在广宁中前所（山海关东北面三十五里处）的参将周守廉的监军。
充当关外明军的监军，袁崇焕的军事生涯正式开始了。在这一段时间，他有几件事情是应当值得人们注意的：一是他不畏艰险的胆量；二是他主守宁远（今辽宁兴城）的战略眼光；三是他果于用法的性格。当时，经略王在晋派袁崇焕去广宁前屯卫负责安置流离失所的辽人。广宁前屯卫在广宁中前所东北面，距山海关约二十五公里左右，其间荆棘丛生，虎豹出没。袁崇焕在接到命令之后，立即乘夜出发，凌晨入城，驻防将士们“莫不壮其胆”，深为佩服。王在晋对袁崇焕也是更为倚重，将他提升为宁前兵备佥事。
但是，袁崇焕却认为王在晋“无远略”，在一些战略性的问题上与王在晋有分歧，对王的命令也不尽遵行。当时，负责东北防务的军事领导是经略王在晋、蓟督王象乾。王象乾的想法是，安抚蒙古，以捍东陲。王在晋的想法则是，专守山海关，而守山海关的措施，是在山海关东北面不远的八里铺再修一座城池，派四万人防守，作为山海关的屏障。面对王在晋这种一味收缩防守的策略，力图在辽东战事中有所作为的袁崇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写报告给首辅叶向高说，王在晋这样的做法，无疑是弃十三山（今辽宁锦县东北）的十几万难民于不顾。他要求朝廷在宁远设防，进可以据锦州，作为十三山难民之声援，退可以据守宁远城。朝廷对此犹豫不决，遂派大学士孙承宗巡视边关，解决此事。孙承宗到达山海关，即命王象乾派兵援助十三山难民，而王象乾认为山海关守军新败之后，无力再战，只派了三千人前往援助。王在晋也坐视不救，遂使十三山的十余万难民仅有六千人脱逃归来。
经过此事之后，孙承宗逐渐倚重袁崇焕，而驳回了王在晋在八里铺修建城池的建议。后来，清史专家萧一山先生就说：“在晋之谋，原未可厚非。惟弃地设守，终非善策，宜不为新进有为者所喜。”王在晋的建议，老成持重，考虑到国家的财力、兵力，认为如果在关外设守，万一有变，山海关将不得不开关接纳逃兵，这样的形势就很危险。但是，袁崇焕无疑更具一腔血气之勇。袁崇焕常常说：“我不惜身命。”王在晋就会反驳道：“个人身家性命与国家的封疆，孰轻孰重？”看来，袁崇焕与王世晋的分歧，根本是在于两人的价值观不同。不过，从当时明廷与后金的军事力量对比来说，明方弃辽河以西大片土地不守而专守山海关，无疑是示弱于人，并且放弃了在辽西角逐的机会，只会越走越被动。袁崇焕所主张的守宁远之策，在后来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他本人付诸实施，确是收有七八年间京师不受威胁之效。这也证明了袁崇焕的建议有切实可行的地方。
当然，袁崇焕的个人性格对他和旁人之间的分歧来说，是有弊无利。作为监军的袁崇焕，在执法上非常严厉。有一次，袁崇焕核实军队人数，发现有虚报的情况，立即处死了一个校官。这事引起孙承宗大怒，孙承宗说：“监军难道有权力擅杀吗？”袁崇焕向孙承宗顿首谢罪，才算了结此事。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袁崇焕的性格中自负的一面。随着袁崇焕所承担的责任和权力越来越大，这种自负的性格会可能膨胀成为自大和专擅。后来，袁崇焕擅杀毛文龙，似乎也是某种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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