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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王之乱始于该年的六月。当时，王守仁正准备前往福建平定那里的叛乱。行至江西吉安与南昌之间的丰城，王守仁得到朱宸濠叛乱的消息，立即赶往吉安，募集义兵，发出檄文，出兵征讨。一开始，王守仁来了个疑兵之计。他深知如果宁王顺长江东下，那么南京肯定保不住。作为留都的南京丢了，叛军在政治上就会占有一定的主动，平叛就会有困难。所以，他发布檄文，声称朝廷派了边兵和京兵共八万人，会同自己在南赣的部队以及湖广、两广的部队，号称十六万，准备进攻宁王的老巢南昌。宁王听到这个消息后，犹疑不定，等了十多天，探知朝廷根本没有派那么多的兵来，才沿江东下，攻下九江、南康（今江西星子）两城，逼近安庆。而在朱宸濠率兵六万自九江沿江而下、窥伺南京的时候，王守仁已经率领仓促组建的八万平叛军，直捣宁王的老巢——南昌，迫使朱宸濠回援。当时有人建议王守仁往救安庆，他不肯，分析说：如果救安庆，与宁王主力相持江上，而南康和九江的敌人就会乘虚攻我后背，我们腹背受敌；而我们直捣南昌，南昌守备空虚，我们的军队锐气正足，必可一举而下；宁王必定回救，到时我们迎头痛击，肯定会取胜。后来的事实果如王守仁所料。
最终，叛军与王守仁军在鄱阳湖相遇，展开激战。王守仁的军队在战役中获胜，生擒朱宸濠。从叛乱发生，到平定叛乱，前后仅三十五天。对于用兵之术，王守仁曾经总结说：“用兵何术？但学问纯笃，养得此心不动，乃术尔。”仅从这一番话，可见王守仁在平叛中的镇定。然而，平叛大功却没有得到武宗的认同。武宗身边的佞倖之臣，平时与宁王交往密切，心态极端复杂。一些佞倖之臣希望王守仁将朱宸濠释放，然后再让已经南巡的武宗亲自“擒获”朱宸濠，以满足武宗的虚荣心。面对这样复杂的情势，王守仁急流勇退。他将朱宸濠交付当时尚属正直的太监张永，然后称病，以避免卷入更多的政治事端中。所以，终武宗一朝，王守仁平叛之功没有得到朝廷的封赏。直到世宗即位以后，王守仁的大功才重新翻起，加官晋爵。
然而，正德十六年（1521）由藩王入继大统的世宗，在对王守仁有过短暂的赏识之后，便对这位非常能干的臣子采取了冷漠的态度。也就是说，世宗本人对于王守仁的态度，有从最初的欣赏到最后的疏远这么一个转变过程。转变的原因无从得知。在世宗即位之际，王守仁因父老请归，世宗说王守仁有擒贼平乱之大功，正要论功行赏，不许他辞官。同年七八月，先升其为南京兵部尚书，不许他推辞，稍后又特许他顺路回去探视父亲。不久，加封王守仁为新建伯，世袭。嘉靖元年（1522），父亲王华去世，王守仁回乡守制。之后，他似乎再也没有引起世宗的注意。
在朝中，推荐王守仁的上疏接二连三，但所有这些举荐都被驳回或不予理睬。直到思、田二州的土目叛乱，眼看着总督姚镆等人无法收拾，世宗才在嘉靖六年（1527）六月同意廷臣的会推，命王守仁代替姚镆总督两广兼巡抚。当时的议礼宠臣桂萼也请召用王琼、王守仁“以济时艰”。于是，当初在平定宸濠之变中建功的两位文武全才——王琼与王守仁，先后出现在三边和两广，一御外侮，一平内乱。
思、田二州的叛乱，涉及到土官、流官及民族关系，问题较为复杂。后来，王守仁在征伐的同时，重点采取招安的手段，并且提出恢复土官的建议。作为最能戡乱的文臣，在思、田二州的平叛中，王阳明多次受到皇帝褒奖。思、田二州平定之后，王守仁顺便平定了断藤峡诸寨的苗民起义。随后，王守仁向朝廷报捷。捷报中说：“永除百余年来两广心腹之患，花费不及一次大规模军事征讨所费的十分之一，而成功则是它的好几倍。”这一段话，刺激了世宗。皇帝不满地说：“这份捷报近于夸诈，有失信义，恩威倒置，恐伤大体。”桂萼也因他事对王守仁不满，遂借机攻击王守仁“征抚交失，赏格不行”。这样，有大功于朝廷的王守仁再次没有得到应有的封赏。这时，王守仁因常年的军旅生活病倒了，便上疏辞官。也许是心灰意冷的缘故，他推荐了一个人接替自己的职位，竟然不等皇帝的旨意就回乡了，不幸于途中去世。由于王守仁是擅自离职，所以，世宗没有给王守仁恤典，甚至连爵位都不让他的子孙继承。虽然王守仁没有得到应有的封赏，但人们不会忘记他。据记载，在他的丧车经过江西时，军民无不痛哭送行。
作为政治家的王守仁，尽管有非凡的政治与军事才能，却始终没有得到正德、嘉靖两朝皇帝的赏识，最终还落得死后差点削去爵位的下场。这一切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世宗还有几句话，是这么说的：“守仁放言自肆，诋毁先儒，号召门徒，声附虚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在世宗看来，王守仁肆意传播自己的学说所造成的后果，远不是他的军功所能抵消的。那么，王守仁是一个什么样的思想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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