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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为什么会死?真的像徐有贞说的那样简单吗?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文人骚客等都在寻找于谦的死因。虽然他们得到的答案并不相同,不过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于谦这样一个操守清白、保家卫国的民族英雄是没有理由血溅刑场的。然而于谦偏偏死了,给后世带来无尽的感慨。
于谦有“于青天”之誉,自奉节俭。据《西湖游览志余》载,正统年间,于谦以兵部右侍郎衔巡抚河南、山西。当时河南官吏入朝之时,必定携带大量的香帕、蘑菇等土特产,作为上下打点的礼物。于谦进京时,则是不带一丝一毫,空手而去,还特意作《进京诗》一首:
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此诗一出,立刻成为佳话,到处传唱。而成语“两袖清风”,正是出于此处。
北京保卫战,论功于谦为第一功臣。景帝知其清廉,特命给双俸。于谦上书固辞,说自己阖家良贱(连仆人都算上了)只几口人,原来的俸禄就足够了,还有剩余呢。而且现在边境、京城用费浩大,百姓有输纳之苦,军队也需粮饷,所以还是请求只支一俸。景帝因其房舍简陋,又赐宅西华门。于谦仍不受,言:“国家多难,臣子何敢自安。”景帝不许,他没有办法,就将皇帝赏赐的盔甲、玉带、玺书之类放在那里,一年去探视一次而已,自己仍居住在原来的地方。等到蒙难抄家之时,家无余赀,只有这些赏赐的盔甲等物。接任兵部尚书的陈汝言,不及一年即败,收受的赃款巨万,与于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英宗面对此情此景,不禁想起了于谦说:“于谦被遇景泰朝,死无余赀,汝言抑何多也?”大臣皆不能回答。
于谦在北京保卫战中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至天下承平,他又不贪恋手中的权力,多次请求解除权力。这样的风范,古今能有几人?于谦借副都御史罗通回京的机会,上疏请求专理兵部事务,令罗通总督军务,景帝不允。后来于谦得病,疏请石璞掌兵部事。景帝以兵部事务繁忙,石璞初任,仍令于谦执掌。景泰朝,曾有人说于谦权柄过重。太监兴安为之鸣不平:“日夜为国分忧,不要钱,不要官爵,不问家计,朝廷正要用这样的人,可寻一个来换于谦。”众大臣皆默然无言。
正是这样一位有操守的大臣,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夺门之变后,是哪些人希望于谦被押送刑场呢?主要有两人:徐有贞和石亨。他们两个人一个是文臣,一个是武将,联手欲将于谦置于死地而后快。
徐有贞是一个极具政治野心的人。虽然南迁之议使他受尽白眼,也影响到了他的仕途,但他没有灰心丧气,希望改名字能够让他的政治生命得以重新开始。恰好祭酒(国子监的主管官)职位出缺,时为翰林的徐有贞有意得到这个位置。他的学生杨宜是于谦的内亲,便由杨宜多次向于谦求请这个职位。于谦曲意答应了,通过宦官向景帝提及了这件事。景帝依稀还记得这个人就是当年提议南迁的徐珵,印象很不好,认为他会教坏学生,便没有同意。徐有贞并不知道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以为是于谦从中作梗,遂衔恨在心。夺门之变后,徐有贞是最想除掉于谦的人,因而在英宗尚在犹豫时,极言于谦必须死,其中不乏私心。
石亨,曾守卫大同。也先攻大同时,他打了败仗,一个人跑回来,受到处分,后来还是于谦推荐他掌管五军大营。北京保卫战期间,他是于谦的副手,为击退也先立下军功,进武清侯爵。石亨为表示对于谦的感谢,再加上他功不及于谦但所受封赏却超过了于谦,心中惭愧,于是荐举于谦的儿子于冕,景帝召于冕赴北京。于谦辞让,景帝不允。于冕到北京后,于谦不但不领情,还上疏景帝,言辞恳切,指责石亨徇私:“国家多事,臣子义不得顾私恩。且亨位大将,不闻举一幽隐,拔一行伍微贱,以裨军国,而独荐臣子,于公议得乎?臣于军功,力杜侥倖,决不敢以子滥功。”于是,石亨由恩生怨。
当然,于谦之死,也不能从徐有贞、石亨等辈构陷这样简单来看。
古语有云:“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水不能清,人不能察,这种情况虽然与官僚士大夫长期接受的儒家正统教育相背离,却深刻地表明了古代官场的潜规则。于谦是在传统思想文化熏陶下的官僚士大夫,性格刚正不阿、洁身自爱,不会接纳也不会融入官场的人情世故中。而以徐有贞和石亨为代表的另一种官僚集团,抱着强烈的政治动机,到处投机钻营。他们为人处世的准则不讲究忧国忧民的情怀,而是一切从个人私利出发,树党营私。
以于谦的操守和性情,被传统社会的官场所边缘化,为同僚大臣所孤立,是很自然的情形。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官僚集团或许还能容忍于谦的存在;一旦天下无事,于谦必然会被排挤,甚至遭到杀害这样的奇祸。在北京保卫战之后,即使于谦多次请辞避让,极力想逃离政治斗争的漩涡,但悲剧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于谦至死都不明白,他那样身体力行地按照儒家规范来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为什么反而还会招来祸端。
从土木之变到夺门之变,从更立太子到复储风波,短短数年之间,明朝发生了那么多的事件。这些事件中,有的豪壮,让人激情澎湃,让人热血沸腾,如于谦主持的北京保卫战;有的沉重,让人窒息,让人绝望,如功臣于谦的冤杀。在金戈铁马、刀光剑影中,在宫廷政变、政治权术中,不乏形形色色的人物,也总能见到光怪陆离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每个人的操守。也许随着时间飞逝,有些事不再清晰,有些人不再被记起,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总会有些事情让人记起,有些人值得牵挂。于谦正是这样的人,他也做过这样的事。
成化二年(1466),英宗的儿子宪宗朱见深为于谦平反,诏复原官,追赠太傅。弘治七年(1494),赐谥曰“肃愍”,建祠,匾额书“旌功”。万历十八年(1590),改谥为“忠肃”。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帝南巡,题写匾额“丹心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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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赖家度,李光璧:《于谦和北京》,北京出版社,1961年
(2)林寒选注:《于谦诗选》,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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