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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率领铁骑分四路大举南犯。年轻气盛的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蛊惑下，幻想着像其曾祖父成祖朱棣那样数入漠北建立赫赫军功，所以不顾群臣劝阻，贸然亲征。八月十五日，在土木堡，明朝数十万大军被蒙古军队一举击溃，英宗也成了也先的阶下囚，史称“土木之变”。土木之变，影响深远。它标志着明朝失去了对蒙古军事力量的优势，也是明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
土木之变，使得明朝面临的局势极其危险。英宗为也先俘获，明朝陷入了国无君主的窘境。同时，英宗成为也先手中的一个筹码，随时随地可以向明廷要挟索价。也先挟持英宗，乘土木新胜之余威，率众直趋北京，欲一鼓作气攻取明朝的京城。而数十万明军在土木堡一役土崩瓦解，北京守备空虚，形势岌岌可危。
当时北京城内人心惶惶，许多大户人家纷纷南逃。朝廷上下，群臣惊愕，束手无措。皇太后孙氏和英宗的皇后钱氏将宫中的财宝搜刮一番，用八匹健马驮赴也先大营，幻想能够以此换取英宗的自由之身。当然，这种妇人之见是不会产生任何实际效果的。
正是在这种关乎国家存亡、民族安危的紧要关头，以于谦为代表的一批忠义大臣处变不惊，迅速而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彻底粉碎了也先的阴谋，稳定了大局。于谦此刻挺身而出，成为抵抗派的领军人物。他果断采取了以下几个措施，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
第一，禁南迁之议。面对也先军队直扑北京的严峻形势，是战是守，大臣们的意见存在很大的分歧。侍讲徐珵（chénɡ）善于星象之数，托言星象有变，朝廷应当南迁。对此，于谦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坚决反对南迁。他厉声说：“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监国郕（chénɡ）王朱祁钰（yù)支持于谦的看法。由此，南迁之议才被废弃，守卫北京之策乃定。
于谦言南迁者可斩也，绝非耸人听闻，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正确建议。试想，明朝虽实行南北两京之制，南京为陪都，但是一旦南迁，则北京势必不保，长江以北将不为明廷所有。有史为鉴，当年宋朝徽、钦二帝被俘，宋高宗赵构逃至江南而失国土大半，只能偏安一隅。如果真的接受了徐珵的主张，恐怕中国历史就要重演南宋偏安的一幕。
第二，除王振余党。宦官王振可以说是导致土木之变的直接责任人。正是他不顾众议，策动英宗亲征。在行军过程中，他又想邀帝幸其家乡，后又考虑到大军会践踏家乡的庄稼，就改道宣府，由此延误了时机，明军被围于土木堡。土木堡乏水，不能久据。被围数日后，王振传令移营，而瓦剌军队四面围攻，明军大乱，伤亡惨重，王振本人也死于乱军之中。王振虽死，但是朝中同党犹在。
有明一朝，宦官专权始于王振。据说，明初朱元璋曾于宫内立铁券，禁宦官干政。建文帝控制宦官也很严。正因为如此，在靖难之役中多有内宦逃至朱棣军中，密告朝中虚实。朱棣登基后，宦官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不再只任内廷打扫事务。王振本来是个读书人，于永乐朝入宫。因为他具有一定的文化功底，很快就崭露头角，后来掌司礼监，成为“内相”。英宗对他很是尊重，不呼其名而称之为“先生”，对他言听计从。因此，朝中许多人都投靠到他的门下。
土木战败、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入北京后，言官群情激愤，请族诛王振。此时王振的余党锦衣卫指挥马顺，上前叱骂驱逐朝臣。大家对马顺平日里倚仗王振而狐假虎威的作为早已看不顺眼，现在见他仍旧气焰嚣张，丧师辱国的怨气统统指向了马顺。群臣义愤冲天，不顾大臣的体面，一拥而上，拳打脚踢，竟然在左顺门将马顺活活打死。随后，众人又将王振余党宦官毛贵、王长随从内宫中要出，乱拳打死，悬尸于东安门外示众。监国的郕王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惊慌失措，想要退走。这时于谦上前拦住郕王，请求他宣布马顺等人论罪当死，参与殴杀的众大臣无罪。情势这才稳定下来。大家退出左顺门时，吏部尚书王直用力握住于谦的手，感叹地说：“国家正要靠先生您了。今天的情势，即使有一百个王直也处理不好。”正是在国难当头之际，于谦挺身而出，以社稷安危为己任，为百官所倚重。
第三，拥立明景帝。大敌当前，国无君主，而太子朱见深年仅三岁，无法承担起匡复国家的重任。于谦及众大臣请皇太后立郕王朱祁钰为帝。郕王朱祁钰是英宗的亲弟弟，英宗在亲征之前曾命他监国，此时他二十二岁，仅比英宗小一岁，年富力强。明朝实行嫡长子继承制，目前英宗有太子在，郕王朱祁钰是没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但在当时特殊的情况下，新皇帝最重要的不是有名分，而是要有领导百官、消除祸乱的能力，因此郕王朱祁钰就要比太子朱见深更为合适。
当郕王朱祁钰得知群臣请立自己为帝的消息后，惊谢至再，甚至退居王府，表示不愿即皇帝位。这是因为他担心自己名分不正，而且英宗尚在人世，太子朱见深亦将长大成人，不免有顾虑，另外蒙古铁骑兵临城下，可谓吉凶未料。在这种情况下，于谦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向郕王朱祁钰指出：“我们做臣子的拥立您，是为国家着想，并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这番话使年轻的朱祁钰意识到了自己身上所承担的重大责任，于是他不再避让，在群臣的簇拥下登基即位，年号景泰，史称景帝。他很快投入到新的角色中，力主抗战，反对南迁，任命于谦负责指挥北京保卫战，这些措施为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谈迁在《国榷》中充分肯定了景帝的功绩：“太祖之后，有功劳的皇帝，谁不知道是成祖？有德行的皇帝，谁不知道是孝宗？然而，还有一个景帝。土木之变发生后，如果没有景帝，我们都会沦为异族统治下的奴仆了。景帝的德行有哪些？一个是他善于知人，一个是他懂得安民。”所谓“知人”，主要指的就是重用于谦，任命他为兵部尚书，打赢了北京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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