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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几件套的？”老师傅问。
我糊涂了，什么叫几件套？老师傅看出我是个棒槌，赶紧解释。原来寿衣可以按面料划分，也可以按衣服的数量分类，有五件套的，内裤，上衣、秋裤、长裤，大褂。七件套的则加上了坎肩和秋衣，还有九件套的，反正都是单数。我觉得五件套未免寒酸，九件套肯定不会便宜，于是选择了七件套。一问价钱，老师傅微笑着说：“不贵，一千一百多，老人就死一次，风风光光地走吧。”
我急得脑袋都木了，后来一琢磨这话不对，谁家老人能死八次啊？当时我没及多想，拿起衣服就要跑。
老师傅急忙叫住我：“先生，东西还没齐呢。”
“还有？”我大惊，口袋里总共才装了一千，难道这老东西想把我的手机也留下？
“入殓的学问大了，褥子，枕头，被子都得齐备，老人不能光杆儿走吧？”老师傅满脸诚恳，一手拎出几只黄色的缎面枕头，另一手从柜台下抓出几片薄如蝉翼的小被子。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那什么，我们家人说了，就是为了冲冲喜，不能买全喽。”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老师傅赶紧拍了拍脑门：“对，对对对，冲喜是不能买全了。可只要留一件就行，这枕头就别买了，您把褥子、被子买回去，老人看了心里也痛快，儿女不白养活呀。”
“下回，下回再买全了。”我没心思跟他磨牙，赶紧走了。
冲喜没准真有成效，老爹在医院里躺了半个月，似乎大好了。
第四次住院是三个月后的事，这回住的是单间。由于老爹已经昏迷好几次了，大夫话不说就给他打起了蛋白，每瓶500元，算是勉力维持。
其实医院真是很愚蠢，他们除了给我爹打点滴之外，似乎不会干别的。老爹胳膊上、脚脖子上全是密密麻麻的针眼，跟筛子似的。由于是天天打点滴，针眼来不及愈合，药液从这个眼儿打进去，竟有多一半从别的针眼里流出来，连他自己都觉得心疼。
老妈白天看护，晚上是我和弟弟轮班，十几天下来大家的脸都成了白纸。有天早晨老妈找到大夫，询问老爹的病情，大夫明确表示，治疗不过是维持着不死，撤掉蛋白人就完了。老妈狠着心问：“一点儿希望都没有？”
大夫坚决地摇了摇头。
老妈哭着在楼道里转悠，我只能在后面跟着，生怕她出了意外，突然老妈揪住我的胳膊道：“不行就拉倒吧，反正也没用。”
我大瞪着眼不说话。
老妈望着病房的木门道：“不是咱们不救他，能想的办法咱们都想了，你爸就是这个命。看看，咱们家这几口人都成什么了，我不能为了死人把活人拖垮，咱们往后还得过日子呢。”
我依然一声不吭。
那天我下班回到医院，几个叔叔都在，老爹高兴地靠在墙上吃饺子，我不禁大为诧异。老妈拉着我走出病房，神情严肃地说：“我和你叔叔们说过了，不冲死人冲活人，药撤了，估计你爸现在是回光返照。”
我一直恨我爹，小时候他一直拿我当出气筒，后来又胆小怕事地不敢为奶奶出头。我一直恨我爹，从小他就认为我没有出息，是个败家子，而且堂堂正正地声名过，绝不迟累我。我一直恨我爹，他没有为家里留下任何值得炫耀的东西，天天跟他那帮酒肉朋友胡吃胡喝。我一直恨我爹，他的病把我们拖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我一直恨我爹，但一听说他的药被撤了却再也抑制不住泪水，我在住院部外的草坪上转着圈儿地哭。我使劲想把眼泪咽回去，而这倒霉的液体却一直流进耳朵，最后我不得不狠命打喷嚏。
“儿子，儿子！”老妈拽着我的衣襟，说不出话来。
“没事，没事。”我打出最后一个喷嚏。“那什么，我去，我去把枕头、褥子买回来。”
于是我又见到了寿衣店的老师傅，而人家早把我忘了，一见面就开始推销他的九件套。
男怕三六九，女怕五八，两天后正好是十三号，老爹没熬过去，咽气了，我没哭。丧事热热闹闹地办了三天，打幡、摔罐、烧枕头、拜茶桌，我象个木偶一样被亲戚们折腾得半死，我没哭。出殡时，我连续向到来的宾客磕了七十多个头，脑门都青了，我没哭。在火葬场，我亲眼看着老爹穿着我给他买的寿衣，缓缓被推进焚尸炉，我没哭。在墓地，我亲自把那依然在发烫的骨灰盒放进巴掌大的墓穴，然后在盖板四周涂上水泥，我没哭。
而一年后，当我看到那个外地人在垃圾桶里寻找矿泉水瓶子时，我哭了，而且整整哭了一夜。
我恨我爹，可我为什么哭呢？
老爹死了，家里捅了个大窟窿。
古人讲：父债子还，何况这些钱大部分是我向朋友借的，还债的压力逼得我不得不另谋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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