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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的性尊严，不能因为某种关系的存在，就被抹杀。而更多的伤害，恰恰是在关系的掩盖下，因为其隐秘性和私人性，被我们所忽略，比如家庭暴力。而私人性的、日常性的罪恶，以习俗和传统的名义，与道德和法律合谋，就是前面我所提到的“规矩”是在纵容谁，同时“规矩”又对哪些群体构成了伤害。在中国，性别问题往往牵涉面非常之广，除了文化原因，个人主义和个人自由在我们本土的文化资源里，是相当匮乏的，我们对自由和责任的分裂认识还很强烈。另外，在社会组织建构、经济发展的平衡状况、社会福利制度、婚育制度等等方面，还没有为女人的自由和独立做好相应的硬件支持。作为一种知识的女性主义，其社会实践有运动型的，比如成立女性组织，影响国家的立法，为女性权益做合法性的支撑。而女性主义的实践还有可以在观念层面，促成某种社会共识。作为每一个具体的男人和女人，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态度里，能否让女性主义成为某种“支援意识”，在目前来说显得更加重要，所以，在政治哲学层面，女性主义何尝不是在思考一种关于幸福的理论呢。
苏七七：“我们对自由和责任的分裂认识还很强烈”——这个可以更详述一下吗？它对女性主义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张念：自由如果是一枚硬币，权利与责任就是它的两面。女性解放是在社会担当与个人担当之下完成的，一方面是社会制度的保障，另一方面就是个人的独立。在男人与女人的社会机会对等的前提下，尤其都市的职业女性，自我的精神解放，在目前显得更为重要。
苏七七：你的文化批评的文章几乎都是从细致的感性体验出发（如广州系列），再展开锐利的剖析，在你的“批评”中，“感受”（这也是与“身体”相联系的词语）有怎样的意义？
张念：文化批评的对象是丰富和庞杂的，除了文字文本之外，一种潮流，一种现象，一种趋势，一种我们身处其中的莫名氛围，甚至隐形的社会心理，都是文化批评所关注的。这几乎是万马齐喑的局面，非常有刺激性。试想如果一个感觉迟钝的人，一个套中人，一个身体僵硬的人是不适合从事文化批评的。文化批评对变化极其敏感，并在变化之中捕捉我们这个时代的印记，这几乎和新闻记者一样躁动的行当，使得文化批评的时间感就相当急促，需要具备相当的爆发力。这躁动出自深刻的好奇心，另一种天真，是深思熟虑的激进和原始人性的保守相撞击的结果。这时候的感性体验就是感性体验，没有古典抒情、道德教化以及所谓的人性培植匍匐在后，把感性做为幌子的媚俗表达就是大量败坏了我们阅读胃口的散文作品。那些被媚俗感性经验和文字喂养得白白胖胖的文化主教、牧师、布道家，在浮肿的文化面庞和硕大的灵魂头颅的监禁下，身体的速朽再所难免。而枯琐的身体让灵魂的物质基础全面溃败，灵魂塑造就是空谈。身体的场阈，是人类学意义上的返回原点，这痛苦的“回乡”，是一个不断剔除“文化脂肪”的过程，让我们的感受力像原始人一样的敏锐，第一声尖叫，第一次快感降临时的喊叫是怎样的，为此文化批评的批判性，携裹着“原初”的身体经验，其批判火力是可想而知的。这样的批判看起来激进，骨子里是保守的，就看你守的是什么。
苏七七：从文化批评的角度上说，给你影响较大的作家或批评家是谁？是怎样的影响，理论、写作逻辑和风格的？
张念：我喜欢的，必然会影响我，前提是喜欢呀，与其说是影响，不如说我在回应他们呢。在本书的最后一个部分，我展现了我的喜欢，我的思想库存和风格文档。我从这些优秀的作家、批评家那里寻找到了我的困惑、焦虑、抑郁，当然还有痛快以及说服自己的能力。风格是最重要的，我的星座、血型和生辰八字，这些生命密码在寻找语言的外衣，在寻找他们的精神伙伴，在寻找思想的亲密爱人，有点像笼子寻找鸟的荒诞偶遇，但并不像右派这一政治斗争的谋略在寻找右派肉身的社会运动，这是隐秘的个人戏剧。幸好我遭遇的这些家伙，个个都宽容，个个都是自由的守护者，他们不会怂恿我因为知识的偏狭，感受力的欠缺，而成为愚蠢的某某主义。当然，当然，我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因为我没有理由发明另外一个词来代替这种维度，我一直也认为这仅仅是知识的某一种维度而已，也只有在恰当的地方，才有恰当的作用。没有一种一统天下的超级理论能解决杀界上所有的问题，如果谁说有种理论是如何的光荣、正确、伟大，这只会增加我的不安和惊恐。
苏七七：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你认为”文化批评”有着怎样的意义？而对于一个“批评家”来说，立场与态度是重要的吗？
张念：在一个长期有政治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传统的社会，文化批评当然含有前两者的意味，但文化批评的进入角度不同，文化批评更加“务实”，更加形而下，也就更加“肉身化”。文化批评是从世俗生活的层面切入，然后才带入社会学、哲学、历史、精神分析、符号学和人类学的眼光。如今的生活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生活（狭义的）已经不是生活的全部主题。尤其互联网的出现，比如那些在论坛上进行民主言论和意见表达的网民，你说这是乐观还是悲观的，文化角度说，虚拟的民主空间既乐观又悲观，是一种悲喜剧呢。是绝望和希望，冲动和耐心的复杂织体。而“马甲”一词的出现，必然会让精神分析学家兴奋，人格内涵就有了新的业务单。文化批评方法，依然来自西方，是在看起来“历史已经终结”的社会，那里的人们把批评的那眼光转向个人，转向生活方式，转向消费社会、转向物质世界，但并不意味着文化批评在中国就水土不服。个人生活（女性主义尤其重要）的民主操练，对我们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准备，这准备是指向”历史并未终结”的将来，也许不久哈。这样，文化批评家的立场就显得软弱和狡猾（这难道不是我们的斗争策略吗），因为他们没有和最根本的社会矛盾针锋相对，但文化批评家做的依然是基础性的工作，制度大厦的地基是什么，依然来自我们对最亲近的经验的理性认识，大众文化里隐含民主活性因子，是身体严肃性的在场。只不过一个中国的文化批评家，他（她）更迂回一些而已。
苏七七：说到马甲，你对网络实名制是怎么看的？在中国的语境下，文化批评与言论民主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张念：实名制好像行不通咧。实名制违背了“在网络空间生而平等”（比尔·盖茨语）的精神。实名制能遏止谎言或者谣言的散布吗，这好像不太可能，更何况在现实社会，以机构或者真实个人的名义散布的谎言，我看，并不比网络更多，或者更少。那么堵上人的嘴，就没有谎言了吗？谎言像空气一样，遍布在我们的周围，和网络空间的发展没有直接的关系。谎言本身是挟裹着某种不安全感，说谎者本身是权力压制的牺牲品，一个控制型的社会，是谎言滋生的根基，而不应该把这笔帐转嫁到自由言论头上。如果非要把文化批评与言论自由弄成辨证关系，这是乎很俗套。而当下中国的文化批评，和言论民主一样，需要的是激情和真诚的品质，需要的是对真问题的阐释和回答，文化批评本身也是言论民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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