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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身体写作还背负着糟糕的污名，现代哲学家的全部努力，在我们这里完全失效。当我们被私人化写作，身体写作，“叫春文学”，“鸡零狗碎的文字信息”弄得头昏脑胀的时候，身体的真相或者本质化的呈现，就越发的不可企及了。
当身体遇上写作，文学层面的身体并不如哲学身体那么容易辨析。在这个矛盾重重的社会，身体的际遇纷乱复杂。身体在遭遇不公，贫穷和苦难的折磨，而同时，也有身体在情欲的黑洞里苦苦挣扎，寻求新的思想、新的激情、新的伦理为其铺展出路。在一定的层面上，这两种身体痛苦都源自既得的制度，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更加外显，而文化制度和文化积习则是内隐无形的，它根植于我们的惯性思维和世俗判断之中，对我们的日常经验起着结构性的作用。那么我们有必要对写作进行更加细微的划分，才可能澄清社会正义、公共道德和内心生活、精神裂变附着在写作者身上的众多歧义。
对身体写作横加指责的底气，来自正义和道德。因为我们的内心还保留着“文以载道”的残梦，这里的“文”应该是指文学这个小范围，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事实，那就是从90年代以来，文学写作的私人化倾向，导致文学更加边缘化。很好，边缘化才让文学真正回到其自身，边缘化就是文学正常化的表现。文学渐渐从政治、历史、社会等宏大背景中剥离出来，比如先锋派小说里的乡村记忆，和新时期以来农村的变革没有多大的牵连，如果你要获得农村社会的真相，近几年兴起的任何一本新闻类、政经类报刊杂志刊载的记者报道，都比任何一部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更加丰富详尽。所以，作家不用去重复记者的劳动，作家进行的是一种向人的心灵内部挺进的工作，他的工作面对的是灵魂缝隙里的碎屑，欲望坐标里没有规律可循的庞杂曲线，所以，任何高级的写作必然是身体性的，身体的任何一种不良反应，都在文学的第一时间里得到关注。有时候，文学不但不载什么“道”，它反而会对那个“道”提出质疑，谁的“道”，何种“道”。而真正的新闻写作和文学写作的共通之处，就是发现问题，民生疾苦和心灵疾苦，没有价值上的区分。
当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在为私有财产和契约制度大声叫好的时候，身体写作关心的是婚姻制度制造的丑闻，进一步质疑婚姻契约就等于身体契约吗？因为契约不是万能的。当道德保守主义者对性自由大惊小怪的时候，身体写作关心的是耶稣的那句名言，谁有资格拣起石头，砸向那个通奸的妇人，除非你从来没有做过亏心事。正因为虚伪和贞洁只对统治者有利，所以要为色情正名的巴塔耶才说，我不是资产阶级的领导者，我同你们一样是被领导者，因为，这一次让你们听到的声音是你们的，这是一个被领导者的声音，我想让它成为所有被领导者的声音。这不，身体写作也在向无形的敌人讨还公道，是什么在统治我们的身体，统治我们的欲望，这是GDP指数和税费改革，或者开明政府也无法解决的问题。
当然文学也不能最终解决问题，它甚至不能让我们得到良心上的安慰，因为它不可能成为弱势群体的代言人，因此它必然受到指责和漫骂。当公共言论在为弱势人群处心积虑的时候，身体写作的罪过就是自私和狭隘，就是男盗女娼，鸡零狗碎。真奇怪，我们的文化已经制造了过剩的正人君子，其不幸的结果就是伪君子的盛行，而伪君子往往具备不可理喻的道德自负。
在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社会，欲望（DESIRE）和需要（NEED）往往纠缠不清，而建立在需要基础上的人文救世情怀，针对更加大众化的阅读心理，获取了道德上的优先权，这样，不仅伤害了写作本身，同时会伤害我们对生活的敏锐洞见力。而越来越走向边缘化的文学，包括现代主义的文学经验，包括文本实验的艰辛努力，都会被粗暴地横加指责，于是身体写作和问题少年画上了等号，这样的结论，如果不是偏激，至少也表明了我们思维上的懒惰，我们放弃对生活在别处的焦虑想象，巴塔耶称之为“吝啬鬼”的逻辑，因为他们不肯燃烧自己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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