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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狂飙突进的女权运动30年之后，当时的偶像吉梅茵·格丽尔（GERMAINE·GREER）在多伦多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使用了“柔软（SOFT）”一词来形容她现在的状态。因《女阉人》而闻名于世的她，最近被恋童官司困扰，她在新书中使用了大量半裸和全裸的男童照片，格丽尔解释说，男童仅仅是一个表征，她说自己是在鼓励女人去爱比自己更年轻的男人——“30岁以下”的，非议由此而生，看来“阉割”女人的刀片依然寒光闪闪，这个顽固坚硬（HARD）的世界，并不欢迎女人变得柔软。
非常有意思的是，200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耶利内克——一个文学界的女阉人。在针对其最著名的作品《钢琴教师》（中文版已出），男性评委撰写的颁奖词说：描写了一个无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读者面对的是强权与压抑，是猎者与猎物之间的根深蒂固的关系。耶利内克表现了庸俗的娱乐工业如何侵占人们的意识，使他们丧失了反抗社会不公、反抗性别压迫的能力。就《钢琴教师》这部作品而言，这样的评语，是对作品的二度阉割。更精彩的是，耶利内克拒绝到场领奖，因为颁奖词像一个男人口中说出的胡话，耶利内克大概不想再去斯德哥尔摩给这个昏庸的世界添乱了，除了巨额奖金能让她发笑之外，还有一种讪笑，呵呵，属于全世界的女人以及耶利内克。
当然评委们，那些白种男人，左派知识精英，他们高尚的道德感，以及敏锐的洞察力，把一个有关女阉人的文学读本，纳入政治批判和社会批判的话语系统，这等于说，文学奖与和平奖重叠了。只不过一个是靠脚（行动），一个是靠手（书写），在此之外没有什么区别。但文学的精确与细致，或者它的先锋性还在于，强权是怎样从外伤型的重创，比如种族冲突（库切），比如纳粹主义（凯尔泰斯）内化成人的精神格局，就是说，耶利内克关心的是女人怎样被自己阉割的？
阉割是精神分析的关键词，弗洛依德认为，阉割恐惧使得男孩不得不走入象征秩序（社会化），才能变成男人。不能没有“男根”，这是男人的安身立命之本，是实体性的依托。而女孩相对来说没有这样的恐惧，实际上她们没有什么是可以失去的，没有“阉割恐惧”，也就无法胁迫她们进入向象征秩序。因此，女人的“祛社会化”特征，被男性哲学家黑格尔看成是道德的“内在敌人”。而阴蒂快感的发现强调/抑制淡忘，这一冲突性的矛盾体，是性别差异最尖锐也是最隐秘的存在。后现代心理学家拉康的理论对此有所发现，但他在重新建构女人的性话语面前止步了。当拉康解构性欲的同时，相应地也就解构了阳具话语，因为性欲的主导权一直在这里。
如果从既定的文化秩序来看，女人的阉割是先天性的，也只能在文化意义上成立。从生理构造上说，女人没有的东西——阳具，不能从逻辑上推导出就是她们失去的东西。除了阴蒂的自为自在性之外，先锋戏剧《阴道独白》，已经在话语层面，让这个在男性精神分析学家们看来，被动的昏暗的存在，显示出无比强大的力量。说出阴道的故事，就是改变了叙述世界的角度。当女人把自我看成一个对象的时候，阴道和世界的联系就发生。然而，无论是阴道中心主义还是阳具中心主义，都是一场争夺“意义”的战争。但其中的区别在于，阴道是在独白，是经验或者故事的呈现，是一个将“阴道”作为“阳具”的对称符号解甲归田的过程。在中国文化中，有“地大不过天”“阴大不过阳”的说法，这种话语权力的序列之所以成立，是人类思维的二元性造成的。而独白就是跳出这个二元性，在“无法无天”的情况下，还原和净化“阴道”的存在。独白是铺陈性的联想性的网状结构，和阳具话语等级性的序列结构不同，就是说独白的阴道没有一个抽象的假想敌和终极目标。女人的原始性创伤不是来自阉割，而是和具体的场景、事实以及命运相关，在此，阴道话语和文学艺术更为接近，尼采曾说：“文学艺术让人类避免毁于真理”。
将性导入哲学问题的作家奥托·魏宁格曾说“女人是男人的罪恶”，克服罪恶的途径就是禁欲，男人一旦禁欲，女人也就不存在了。这个厌女症患者的极端命题就是，女人除了是男人的性欲目标之外，她们什么也不是。而耶利内克的《钢琴教师》，则将这个命题反转过来，女人的性怎么成为可能，除了不是男人的性欲目标。还是罗兰·巴特一语道破了男根的秘密：“最彻底的虚无主义或许是潜伏着的：以某种方式隐于习俗、陈词滥调、表面的终极性之内”。而后现代理论家齐泽克将男根称作身体的伪深度，在此呼应了巴特。或者说，从存在主义和后现代理论开始，男根中心话语（LOGOS）就在思维运动中被彻底阉割了。而精神分析里的阉割焦虑，与其说是男人害怕失去他们拥有的现存秩序，不如说是一种心理的回溯性反应，阉割焦虑的潜台词是：想象阉割——就是和女人一道，停留在婴儿阶段的镜像期，根据拉康的看法，这是自我发展的正常阶段。或者说，让我们一起成为“阉人”，这个世界就安宁多了。拉康说“女人不存在”，这一最虚无的表达，彻底瓦解了主体性，齐泽克形象地表述为，女人就是洋葱，一层层地剥开，你永远找不到那个实质性的内核。
那么女阉人“钢琴教师”就具有了示范效应。小说的女主人公埃里卡，恰恰应证了拉康的断言——女人不会进入象征秩序，通俗地说，就是男人们认为的那一套。
小说的一个悬疑式命题就是，埃里卡是什么？或者什么都不是，被小说叙述着的埃里卡是一团谜，是一大堆困难的集合体，埃里卡几乎是作为“正常”生活的反题，变态就是埃里卡的常态，埃里卡就是社会秩序和欲望秩序那个除不尽的余数。
事业与爱情的双丰收，是社会舆论对新女性的世俗表达，也是早期女权的价值期许。而后现代女性主义则把事业和爱情这样的命题继续追问下去，在爱情和事业话语的想象结构上，做形而上的语法分析。当我们说事业的时候，说爱情的时候，事业和爱情的话语系统是谁建构的，当这两样东西成为世俗幸福的通约标准的时候，女人是在按照谁的逻辑行事，或者有没有完全属于女人的幸福话语，这新鲜的陌生的话语，不是奉献给现成的观念，除了模仿男人的自主性之外，就像女性主义哲学家露丝·伊丽格瑞说的那样，女人还有没有可能停留在其他地方。这地方，在女人的知觉范围内，是可以觉察但又无法辨明的存在，这地方，就是“变态女人”和“女怪物”出没的经验丛林，至今被现成的观念划为禁区的所在，这禁区，只有靠女性写作自身，以勇气和力量，开凿出话语通道，去照亮她们，被照亮的地方，不仅拓展了关于女人类自由的疆域，同时也将增进我们共同的知识。
与萨德式的离经叛道不同的是，耶利内克笔下的埃里卡，是在漆黑内壳里的暴动，除了她小心翼翼不断向外试探的心灵意志之外，所有的一切，包括她的身体，性本能，欲望，作为抽象的障碍物，在“自恋”和“自我触摸（手淫）”也被埃里卡否决的时候，阉割/自虐成了她独享的唯一的快感。就是说，埃里卡活在一本自己的词典中，这些看起来不可通约的密码，让我们的女主人公具备了坚不可摧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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