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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胡适为“风头主义者”，当然是那个时代全国批判胡适而“划清界限”的风气使然，不过仅用“风头主义”的字眼，其实还是暗暗“避重就轻”。而且据文怀沙后来说，那些对胡适贬抑性的称呼、说法都是他为了能让书出版而加上去的，并不是周汝昌的原稿面貌。同时，周汝昌与胡适在对待曹雪芹原著和程高本的态度上，本来就存在严重的学术立场分歧，在胡适离开中国大陆之前二人的通信中已经十分明显，前面已经叙述过。这里不过是再次阐明这种分歧而已——当然，这也正好符合当时批判胡适的时代潮流。
第二点：“其次，就作书意旨来说，曹雪芹‘十年辛苦’，写成一部杰作，换来的却是平白作践，无理的取闹，我想他真是‘死不瞑目’的。”对于清代至近代两种主要的评红流派“政治索隐派”和评点题咏等“艳情派”都予以批评，因为它们都歪曲了曹雪芹的本意。“此二派宗旨虽不同，但下苦心，用苦工，深文周内，则无以异。而他们把这部伟大著作歪曲到什么可怜的地步，也就可见了。在这样情形下，还有什么欣赏、研究、批判、评价可言么？”
“引论”的第二节《 重新认识红楼梦 》就直接切入了脂批本与程高本的具体差别。首先还是版本问题。脂批本《 石头记 》是接近曹雪芹原著的抄本，高鹗修改过与程伟元联合刻版的程高本《 红楼梦 》又简称为高本或程本。第二节首先说：“还是先从版本说起：高本与真本的分别，除去因为不懂原文而荒唐可笑的妄改和在情节上大段的增、删、改写以外，字句的差异，罄竹难书。我校对过了戚本、庚辰脂批本和程甲乙本，发现后者几乎没有一句话是完完全全为曹雪芹原文的。没有看过真本全文的，无法知道高、曹的文笔手法，分别究竟何在。”下面举了小说中的不少具体的句例，并联系清初旗人的文风，证明曹雪芹“溽染旗内宗室文人习惯甚久，笔墨亦相似”，而程高本乱加篡改。“要想尊重曹雪芹，首先应该恢复他的文字，此其一。”
第二，就是作者写小说的“生活来源”问题。“要想了解曹雪芹小说的主旨，猜谜固然万不是办法，驾空辩论也还是徒劳无益，我们首先必须切实了解他的整个家世历史，时代背景，社会环境，那些谜便不猜自破。……要想了解《 红楼梦 》，历史考证是最基本的要求，这也就是本书想尝试的一点工作。”
这两点，版本与作者问题，自然是承接了胡适和俞平伯开创的“新红学”的基本立场。周汝昌不同于胡、俞的是，他把版本与作者问题的考证与《 红楼梦 》文本的“思想”和“艺术”异常自觉而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因此对于两种不同版本《 红楼梦 》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之差异，就有着更为切肤和深刻的感觉，对于作者的背景情况，也有着更加宏观的历史、社会的视角和深入的考察。
在大量占有和研究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周汝昌特别强调曹雪芹“极其特殊的环境背景”，他总结出了曹雪芹“三种稀有的结合”。哪三种结合呢？“第一，他家的地位是奴隶和统治者的结合。曹家是‘包衣’身份，换句话说，就是旗人对满清皇帝自称的‘奴才’；但同时他家上世作织造的却又是‘呼吸通帝座’的眼线——坏一坏，爪牙。……第二，他的家世是汉人与满人的结合，他家的人实兼具有二者的特性与特习。……第三，他家落户于江南已经六七十年之久，到曹雪芹出世，早已与江南土著无异，这又是北人和南人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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