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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仿效苏联的模式，向知识分子支付工资，并为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承担责任。各类专业人员、各种学科，都被组织到各个协会里。例如从事创作的艺术家都被编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这个联合会内，各个学科又有自己的组织，如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等。中国作家协会在各省和大城市都有分会，分会的主席和文学刊物的编委班子，由设在北京的总会任命。其他学科和专业也建立了类似的组织。
这样，党在建国初期虽然放慢了统一意识形态的步伐，但仍迅速建立起相应的组织。与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的情况相比，党在组织学术界与艺术界方面显得更加熟练、更加敏捷。苏联人在建立统治后的十年间，由于缺乏经验，只做出了相对较少的努力。而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时，不仅有苏联的先例，还有它自己在延安和哈尔滨取得的经验，以及由周扬、陈伯达和胡乔木领导的一批训练有素的干部骨干。这三人都是当时的宣传部副部长。党的宣传部是正统思想意识的最终来源，由陆定一领导。
对知识分子的抚慰政策持续时间很短。1951年，党发起了一场运动，旨在从生物学研究到文艺创作的各个领域，将知识分子从西方的理论和学术思想——他们大多数人是曾经受其熏陶的——的轨道转变到苏联的理论和学术思想的轨道去。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清除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要求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对电影《 武训传 》的批判中，部分地表现了这种努力。这部电影描写了一位19世纪的教育家如何从沿街乞讨开始，最终成为地主，并把钱用于开办学校的过程。把武训作为反面人物的典型，因为他企图通过教育和改良，而不是通过革命来改造中国。
在批判武训的同时，丁玲领导下的文学界也进行整风。丁玲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的权威性杂志《 文艺报 》的编辑，名声显赫，在文艺界能与周扬匹敌。1952年，她成为一个很引人注目的文学杂志《 人民文学 》的一位主编，而她的密友冯雪峰则接替了她原先的职务，担任《 文艺报 》的编辑。这样，丁玲实际上就控制了中国两个最有影响的杂志。
然而，丁玲的行为代表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建国初期的那种自相矛盾的本性。她在精力充沛地执行党的命令时，既怀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又对党抱有真诚的热情。与此同时，她又试图保持“五四”时期的独立精神和职业准则。丁玲一方面在作家中领导整风运动，但同时又敦促作家从自己的感受中寻找创作灵感，而不要根据别人的命令去创作：“我并不反对我们现有的创作组这一类组织，但……作家并不像孩子那样离不开保姆，而要独立生长。”
50年代初的这些运动要比批判王实味和萧军的运动温和得多。这些运动的目标是针对潜在的颠覆思想，而不是要清除一切公开表露的批评意见。党也没有准备用以前运动的那种办法来推动思想意识的统一。虽然知识分子必须努力改变西方自由主义倾向，但党还是希望能团结他们。而且党首先注意的是健全对艺术界和人文科学界知识分子的领导。党允许自然科学家享有较大的自由，因为他们的工作深奥难懂，理论性强，党的领导人承认懂得不多。党不轻易干预科学工作，还因为党知道科学技术对于党的经济现代化至关重要。因此大多数科学家受到思想改造运动的影响比较晚，比较轻，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响。同样，在相对宽松的时期，科学家较早地较明显地感到宽松的影响，但宽松与思想改造一样，影响着所有学科。党无法把科学家从其他知识分子群中分离出来。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同沉浮，共命运，尽管有先后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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