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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从陶洙处借得庚辰照相本后，曾用胡适留给自己的戚序本作底本，用了三个月时间把庚辰本的异文特点都核校下来。周汝昌后来深情地回忆说：“这是‘红学史’上的一份极其珍贵的文献文物，堪称瑰宝。由这部书开创了为《 红楼梦 》作大汇校、彻底‘扫荡烟埃、斥伪返本’（ 鲁迅语 ）的通途，因为其中包涵了三个‘红学’创业人为雪芹的真笔恢复其本真的贡献，有了此本，以后每发现一部旧抄本，即可在其基础上做出一目了然的异同补校，不费巨功，即收全效。其纪念价值与实用价值都是无与伦比的。可惜，在祜兄家遭‘抄’时，此宝亦被人攘为己有，我们曾多方、多次呼吁，请求查找发还，俱无着落。”
《〈 红楼梦 〉新证 》的出版，是周汝昌生涯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后半生的福与祸，都由此潜伏、萌生、发展、演变。
1953年9月，周汝昌已满三十五岁，《 论语 》中说人生三十而立，《〈 红楼梦 〉新证 》使周汝昌从一个普通的大学教员变成了全国瞩目的红学专家，也算得上“立”了。当年胡适的《〈 红楼梦 〉考证 》短短的三万字，俞平伯的《〈 红楼梦 〉辨 》，也不过十五万字。在此之后，包括胡、俞在内，都再没有出过什么真正有影响的红学著作，也就是说，红学研究实际上已经停滞了三十年。而周汝昌的这本书却近四十万字。所以，《〈 红楼梦 〉新证 》的出版首先以其内容的厚重和引用材料的丰富而具有震撼性；其次，在时间距离上对读者的阅读期待也颇有吸引力。
《〈 红楼梦 〉新证 》开头有王耳写的“代序”，王耳是当时棠棣出版社的兼职编辑。这篇“代序”的主要内容，原是书稿正文之一部分，抽出改写而成。
“代序”后面是作者的一篇序言，题作“写在卷首”。“写在卷首”的第一段是一句话：“这是一本关于小说《 红楼梦 》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的材料考证书。”
这一句话，表面上看，只是对这本书的一种内容定性，但拓展开来，却包含着许多可说的话题。
《 文学评论 》2000年第6期发表赵润海《〈 石头记 〉自传说的检讨 》，其中说到周汝昌在《〈 红楼梦 〉新证 》中开宗明义就强调书的性质属于“材料考证”，认为：“他刻意强调‘材料的考证’，只是为了进一步做好对‘这部小说和这位作家的批判与评价工作’，企图摆脱政治上可能的批评。”这种分析有没有道理呢？一般来说，“写在卷首”这种作者前言性质的文字往往是全书写定后才写的，至少也要在付梓前作最后的敲定，的确会字斟句酌。联系当日的时代政治背景，赵润海的分析不能说毫无道理，周汝昌至少在潜意识中有避开时代意识形态敏感部位的意图，这几乎可以说是一种人要作自我保护之生存本能的反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在50年代大约有十万名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各类专业人员、学者、艺术家。大部分知识分子欢迎共产党，因为他们厌恶国民党，因为他们赞赏共产党能够统一国家，能够在几十年的战乱之后提供财政保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出版的费正清和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的《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 》，对这一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作的一些分析可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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