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择字色： 选择背景色：
回书目 
这些说法和理论在政权力量的强势倡导下，很快深入到人们的意识和潜意识中去，成为不容追问不须辩驳理所当然的文学评论和艺术批评的规箴，并随着岁月的推移而逐渐衍化为许多人的下意识思想。
周汝昌在《〈 红楼梦 〉新证 》中特别强调小说与家史、小说中人物与生活原型之“同一性”、“重叠性”的研究理路，与这种“典型观”必然要发生摩擦和抵牾。既然绝大多数人都已经将这种流行的典型观视为神圣和正统，周汝昌也就注定了要不断地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有意和无意的“批判”，要感受长久的孤立无援的处境。而这里还有一个红学的特殊性在起作用，即“自传说”的始作俑者是被视为新生共和国政治和意识形态敌人的胡适，周汝昌又恰恰是与胡适在红学研究上有过因缘的人。红学这一特殊的“软肋”更使周汝昌经常处于要“警惕挨批”的精神状态，写作时往往要下意识地“处处设防”。
高尔基和鲁迅所标榜的写小说的方法，只是千百年来众多创作方法中的一种，并不具有“唯一合理”的先验性。其实上引鲁迅的那一段话后面，就接着谈到了对那种创作方法的困惑：
不过这样的写法，有一种困难，就是令人难以放下笔。一气写下去，这人物就逐渐活动起来，尽了他的任务。但倘有什么分心的事情来一打岔，放下许久之后再来写，性格也许就变了样，情景也会和先前所豫（“豫”是鲁迅原文——引者）想的不同起来。……
我想如果专用一个人做骨干，就可以没有这弊病的，但自己没有试验过。
在另外一篇文章里，鲁迅又说：
作家的取人为模特儿，有两法。一是专用一个人，言谈举动，不必说了，连微细的癖性，也不加改变。这比较的易于描写……二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从和作者相关的人们里去找，是不能发见切合的了。（《 且介亭杂文末编 》之《 “出关”的“关” 》）
曹雪芹写《 红楼梦 》，其中的人物，是“专用一个人”呢，还是“杂取种种人”呢？可能两者都有，但那些主要的人物，应该是“专用一个人”的成分多。本来对《〈 红楼梦 〉新证 》的考据和论证，是要具体“个案”具体讨论的，主要应该看它说的是不是有道理，是不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能不能自圆其说。但后来的批评，却并不是如此，而是以“杂取种种人”为唯一正确的“文学创作规律”，以“专用一个人”为“违反文学创作规律”的“唯心论”，为“胡适自传说的流毒”，不仅“错误”，甚至“反动”！周汝昌成了“自传说”的“集大成者”，而且比胡适走得更远，把“自传说的谬误”“发展到了极端”。这种批评和批判，甚至一直延续到21世纪。
“杂取种种人”和“专用一个人”这种创造文学人物的方法论问题也就隐隐约约包含了某种意识形态内涵，前者似乎更符合强调“集体主义”的“典型”观，后者则似乎天生具有滑向“个人主义”的倾向。《 红楼梦 》研究中的“家史自传说”，周汝昌的《 红楼梦 》研究，将小说人物与生活原型密切联系起来，必然让人感觉更多地倾向于“个性”和“特殊”，天然地具有和当时主流的“典型观”不相亲和的因子，所谓“不典型”、“没有反映时代和社会的本质”。这样，它也就潜伏着一种危险，即会从一个古典小说的学术评价问题，演变成一个富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思想问题。
周汝昌是美国教会办的燕京大学西语系毕业的，却又自幼浸淫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的诗词文化，更是深入到其骨髓血脉之中。他学习英语，却本能地对比出了汉语的优越。他总是用一种传统诗人的眼光“阅读”他所面对的各种资料、文本。他没有参加革命，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局外人，这使他对那些意识形态，对那一套一套的时髦理论没有太大的兴趣，因此也就较少受到各种教条主义的影响。
周汝昌研究《 红楼梦 》，只是凭着一颗天赋以诗才、哲思、史识的心灵，在搜集来的大量史料和小说文本之间游曳感受，与作者曹雪芹作心魂的交流，这样得来的所感所见，自然与那些在新旧教条笼罩下的研究者大为不同。很自然，他的所感所见，也就不能为那些研究者所认同和理解了。
比如，周汝昌对曹雪芹创作小说的根本艺术特点“一喉二声，手挥目送”很早就有惊喜的发现、独到的体会和深刻的感受；许多红学研究者却往往麻木不仁，总是在“主题深刻，形象鲜明”一类教条术语中打转，到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又演变成“叙事学、原型批评”一类新的洋教条，就是生动的体现。
要检验一个大言炎炎的“学者”或“作家”其真实水平，其中华文化的底蕴究竟如何，其灵性、修养实际上是一种什么状态，有一个“测试器”：看看他对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言说，是清澈深湛的一汪大湖，还是泥草掩饰的混浊池沼，立刻原形毕现。“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屡试不爽，屡试不爽！
曹雪芹的创作，有其天分、家世、遭遇、表达内容和表达方式的独特性，他深深知道自己这种独特性是很难遇到真正的知音的，因此在小说开头就饱蕴深情满怀感慨地写下：“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周汝昌的研究，也有其气质、天分、经历、学养等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使他比别的研究者更容易贴近曹雪芹的心灵，进入《 红楼梦 》的思想和艺术境界，发现那些被各种历史曲折所遮蔽、篡改、变形、走味的思想闪光和艺术奥秘。他后来起了一个别号叫“解味道人”，并说明是“解味道”的“人”，不是“解味”的“道人”，正生动地表达了他对曹雪芹“谁解其中味”的深情回应。
周汝昌有成为曹雪芹知音的主客观条件，他对《 红楼梦 》的知解阐释因此大不同于其他的“红学家”。要评价《〈 红楼梦 〉新证 》，要理解周汝昌的红学研究，也必须正视这一根本的特点和区别，跳出各种条条框框、“常理”、“常规”，才能“得其环中”，对“红学史”中各种演变、纠缠等有真正到位的理解。上面以《〈 红楼梦 〉新证 》第二章“人物考”中的两节考证为例，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分析，想来读者多少能够有所“解味”吧。
回书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