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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我与胡适先生 》中，周汝昌这样回顾了他与胡适的最后因缘：
迤逦已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之前，局势很显紧张了，古都文化命运如何，那时议论纷纷，没人敢预卜。我想起“甲戌本”还在我手，担心若有失损，无法补偿，觉得应该归还物主才是道理。于是专程又来到东城东厂胡同一号胡府上，叩门求见。出来开门的是位中年人，问明是胡公长公子，说明来还书。他说父亲不在，书可交他。我就在门口间交付了书，便匆匆告辞了。
我与胡先生的来往关系，实际到此为止。
这里说1949年，可能记忆有误。胡适是在1948年12月15日离开北平的，行前只带走了两本书，一本是他父亲的手稿，另一本就是甲戌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可见，周汝昌到胡宅还书，应该在此前不久。岁尾年头，时间接近，那时又不通行公元纪年，是民国年号，所以误记成1949年。
周汝昌在最后时刻将甲戌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送还了胡适，这当然也体现了中华传统礼教文化熏陶出来的人格光辉。对比后来“文革”时期红卫兵抄家，将他人财物中饱私囊的行径 —— 比如前面述到周汝昌的那方古砚台就被抄去后不知下落，不禁让人对传统文化在时代变迁中的失落感叹唏嘘不已。
从历史沧桑的宏观视角，北平围城内周汝昌与胡适通信论学的活动和当时血与火的生死搏斗形成一种颇为有趣而耐人寻味的对照。天翻地覆江山易主之际，仍然有痴情的书生专注于民族传统文化精魂的艰苦探索，沉溺于远离现实政治的学术研究的追求。
表面上，政治是那样强大有力，那样惊心动魄，学术是那样边缘化，那样渺小不足道，但从更本质更长远的视角来看，对一个民族的“慧命”（ 陈寅恪语 ）来说，铁血的政治与超越的学术，各自有其不可互代的价值、影响和魅力。
不过，现实的政治演变毕竟要影响书生的人生和命运。1949年4月20日深夜，中共中央发出《 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开始强渡长江。23日，李宗仁与何应钦等逃出南京，当日深夜，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城。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召开，9月30日会议闭幕，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平也复名为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
周汝昌这个尚未毕业的本科大学生，也从中华民国的国民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不管政治如何发生巨大变化，周汝昌仍然要过他普通人的生活。三女伦苓于1949年4月1日（ 阴历与周汝昌生日相同，皆为三月初四 ）出生，周汝昌成为四个孩子的父亲，家庭负担更加沉重。1949年秋，周汝昌虽然还没有大学毕业，但已经在燕京大学西语系做赵萝蕤教授的助手，兼任翻译课的教员，同时还担任教授美国留学生学汉语的工作，这自然也有了一份收入可以贴补家用。
与胡适，从此是“永别”了，但周汝昌并没有停止他对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研究工作。1949年9月5日，周祜昌用当职员所存的大账本把周汝昌所撰《 真本〈 石头记 〉之脂砚斋评 》横抄完毕，1949年12月第37期《 燕京学报 》予以发表。
脂砚斋等曹雪芹的亲友在《 石头记 》抄本上所作的批语，是理解曹雪芹创作《 红楼梦 》背景情况的重要资料，胡适和俞平伯在他们的红学著作中都曾经加以利用，但没有做专门的研究，此后长达三十年，这方面的情况一直乏人问津。周汝昌这篇文章的发表，是《 红楼梦 》研究史上第一次对脂批作专门研究，是他后来提出红学四分支的学术框架中“脂学”的铺路奠基。《 燕京学报 》能发表一个在读本科学生的文章，也是颇有眼力和魄力的。当时，古文字学家容庚的女儿容媛在学报编辑部工作，曾要周汝昌补写一个英文提要，周汝昌很快写好送去，过几日又碰见容媛，容媛对周汝昌说：“你的提要写得很好！别无其他意见。”
1950年夏，周汝昌从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毕业。毕业论文作的是：“An Introduction to Lu Chi's Wen Fu”（《 英译陆机〈 文赋 〉之介绍 》）；“Ssu-K'nung Tu's《 24sty les of Poetry 》”（《 司空图廿四诗品之英译 》）；此外还有一篇翻译论文作品，译的是季羡林（ 1911年生，现为北京大学教授 ）所著“Lieh Tze of Budihist Sutra”（《 列子与佛经之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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