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择字色： 选择背景色：
回书目 
《 四松堂集 》，又你的长文，今早都托孙楷第（子书）教授带给你了。
子书先生是中国小说史的权威，我很盼望你时常亲近他，他也很留心《 红楼梦 》的掌故。
故宫里曹寅、李煦的密折，都绝对无法借出，只可等将来你每日进去钞读了。
刘铨福是北京有名的藏书家。叶昌炽的《 藏书纪事诗 》有专咏他的诗，其注语可供参考。
你有好弟兄，最可欣羡。你下次写信给你令兄时，请代我致意。
脂本的原本与过录本，都可请子书先生看看。他若高兴题一篇跋，一定比平伯先生的跋更有价值。
这封信是回周汝昌于民国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写来的长信，信中主要谈《 红楼梦 》的曹雪芹真笔被程高本篡改而导致“二百年来，此书蒙受的不白之冤太大了”，谈甲戌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的收藏者刘铨福，并向胡适请求帮助找关系到故宫查阅文献等。胡适第二天就写回信，可以想见当时胡适在多事之秋及时处理来信的积极的生活状态，从容不迫的意度风神。
而周汝昌收到胡适的回信后，也只过了四天就又给胡适写了一封信（ 民国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再商借《 戚蓼生序本石头记 》，并且抄给胡适两首自己写的词，“因为可以代表我对《 红楼 》的看法和认识”。这是周汝昌写给胡适的最后一封信，再过一个多月，胡适就永远离开了北平。在这最后一封信的结尾，周汝昌是这样写的：“家国学校，无一处不使先生忙碌劳神，心境也未必常得宁贴，我时时以极不要紧的闲事来琐渎清神，实感不安之至。天道乍寒诸，祈为道自重。”
可以看出，周汝昌是一个满心满意痴迷于学问而对政治缺乏兴趣也缺乏热情的青年，真有一点“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劲。他对当时的那些轰动激动的政治活动和游行示威等，无论左派或右派，都敬而远之，只自己一头扎进故纸堆中考索追求。他对胡适充满了敬仰，当然与那些积极参与政治并和胡适发生冲突的学生完全不同。而这又和前面提到胡适所说“三十九年来所走的非政治的文化思想的救国路线……我们没有政治野心，思想文化的途径有其巨大的力量，有其深远的影响”的人生观有契合之处。虽然胡适并没有与周汝昌交换过这方面的思想，但应该说，两人有限的交往中是会有一份无形的呼吸交通之灵犀心感的。
不过，胡适虽然不失学者本色，实际上却是相当深地卷入了当时的政治漩涡。他已经是“过河卒子”，是历史沧桑巨变中的重要角色。
而周汝昌，则基本上是一个历史巨变中的局外人，一个于时局无足轻重也从不想自己有什么“轻重”的普通大学生，一个把绝大部分心魂精神都投注到曹雪芹和《 红楼梦 》研究中的“读书种子”。他已经在这个文化课题上感受到一种另外的历史使命，感觉到自己负有为曹雪芹洗冤去蔽，为一部事关中华文化精神命脉的伟大经典刮垢磨光的历史使命，比起那些乱纷纷的政治是非来，这自有其远为不朽的价值。
所以，胡适和周汝昌，这两个人之间的同与异是颇有文化意蕴的一件事，是值得深入发掘的一件事。俗话说缘悭一面，而胡适和周汝昌，虽然在一年中鱼雁传书多次，真正的实际接触则只有“一面之缘”。
这一面之缘，周汝昌晚年写有几篇回忆文章，其中以《 我与胡适先生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之《 脂雪轩笔语 》）和《 平生一面旧城东—— 纪念胡适之先生 》（《 天·地·人·我 》）两篇说得比较详尽。根据这两篇文章的回忆以及二人通信日期的考察，我们可以总结出这样几点：
胡适约见周汝昌，据周汝昌后来推断，时间是在民国三十七年（ 1948 ）六月二十七日。
会见的具体情况，周汝昌的回忆是：由赵先生（ 指赵万里——引者 ）的感情中介，胡先生愿与我会面一谈。我应约从西郊进城，到东城王府井大街北端的东厂胡同一号去看望了他。书斋兼客厅十分朴素。彼时在场的，只有胡适的秘书邓广铭先生一人。胡先生让我坐正面沙发上，自己却坐在东墙边的高书桌后，离得很远；加上我那时的听力已开始有了毛病，再加上他的安徽口音，所以这次晤谈只是他“单讲”，我作为一名在校学生，恭聆而已，几乎没有说几句话。也就是说，此次的见面不太活泼，有点儿拘束。临辞行，他拿出一本《 胡适论学近著 》借与我，嘱我带回去看。
回书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