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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在抄录副本后，致信胡适说：“有了副本，原本才遭受了最低限度的翻弄。我们的冒昧是不待言的，苦心也用得不小，现在特向先生声明，或者能深谅下衷而不怪责。这副本将来是要和原本一同送去，请求先生审鉴题记，以志流传授受，渊源踪迹。如果先生不愿意不同意我们的擅自录副，也不要紧，我们也准备着把副本一并送给先生，反正先生的书也肯借我用的。”
而胡适则回信说：“我读了你信上说的你们兄弟费了整整两个月的工夫，钞完了这个脂砚甲戌本，使这个天地间仅存的残本有个第二本，我真觉得十分高兴！这是一件大功劳！将来你把这副本给我看时，我一定要写一篇题记。这个副本当然是你们兄弟的藏书。我自己的那一部原本，将来也是要归公家收藏的。”
读这些往返来信的词句，真让人联想到《 红楼梦 》第五回《 乐中悲 》曲子中赞美史湘云的句子：“好一似霁月光风耀玉堂！”
六、由于看了胡适惠借的甲戌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使周汝昌对曹雪芹原著和通行的程高本“两种《 红楼梦 》”的巨大差别感受深刻。因此确定了周汝昌此后从事红学研究的根本立场：为曹雪芹鸣冤洗垢，对程高本深恶痛绝。周汝昌认识到，恢复曹雪芹真本原貌，作版本研究是最重要的红学工作，因此将“《 石头记 》版本学”确立为“曹学”之外红学的另一个基石。
在给胡适的信中，周汝昌说：“我觉得集本校勘，这件事太重要了。为什么将近廿年之久，这中间竟无人为此呢？我决心要作这件事，因自觉机缘所至，责无旁贷，不如此，此书空云流传炙脍，终非雪芹之旧本来面目，依然朦胧模糊。……亚东虽已多次排印，但都未能脱离开高兰墅的烟幕，未免令人耿耿也。”（ 民国三十七年七月十一日信 ）“对集本校勘一事，先生既抱同样意见，又惠然允予一切援助，情词恳挚，我尤感高兴！此事诚为笨重之工作，但实不能因其笨重即畏难而止，一任搁置下去。我既有此意，又已获得先生赞助，无论如何，决心力任此业。”（ 民国三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信 ）“但二百年来，此书蒙受的不白之冤太大了！先生出始为一廓。然而二十年来，附会索隐势力，不但未尝打倒，反而有增无已。在索隐等书之后，寿鹏飞的《 本事辩证 》、景梅九的《 真谛 》，都为该派张目；现在居然又有新生的《 发微 》！反视先生之后，并无一人继起作有系统的接续研究，为我派吐气。”（ 民国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信 ）
七、胡适确是仁人君子，对后学态度真诚，热情地予以可能的一切帮助。他不仅借出了甲戌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又把《 四松堂集 》和戚蓼生序本《 石头记 》也毫不吝惜地借出，并且替周汝昌改削文章，提出忠告，提供藏书信息，介绍孙楷第等专家，甚至在信中说：“那天你要赶车回去，我很明白，你的身体不强健，我一见便知。……暑热中当勉力休息，不要太用功。”衷情挚语，让人感动。
八、但对周汝昌的学术观点，胡适止于一般性的鼓励，并没有发生很大的震撼。尽管他说：“我对于你最近的提议——‘集本校勘’——认为是最重要而应该做的。”但对脂批本和程高本“两种《 红楼梦 》”的巨大差异，以及曹雪芹原本被程高本所淆乱这件事情的严重性，胡适远没有周汝昌感受深切和认识深刻。
写到这里，似乎应该对胡适和周汝昌通信论学这段时间的“时代政治背景”略作鸟瞰，这样也许更有助于我们了解胡适和周汝昌是什么样的两个人。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又有什么区别。
从胡适给周汝昌写第一封信的1947年底（ 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七日 ），到1948年（ 民国三十七年 ）12月周汝昌把甲戌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送还胡宅止，整整一年的时间。这一年前后正是中国的历史和政治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胜利，终于使国民党逃往台湾。而胡适和周汝昌所在的北平，则是傅作义统帅的国民党军队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围困城内，1949年1月14日，人民解放军对天津发起总攻，经过二十九个小时激战，占领天津。1月31日，傅作义所部二十五个师约二十五万人离开北平接受解放军改编。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隆重入城仪式，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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