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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形容词，汉语和英语也颇为不同，汉语中的形容词似乎有一种“形容不清楚”的特点，如“依稀”、“仿佛”、“迷离”、“凄迷”、“空濛”、“要眇”、“叆叇”、“氤氲”、“微茫”、“苍茫”、“渺茫”、“迷茫”……要在英语中找出每一个词的“精确”的对应译法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同样的道理，汉语说北风是“凛冽”，春寒是“料峭”，秋气是“凄紧”，落木是“萧萧”，桃花是“夭夭”，绿柳是“依依”……形容女性美丽，用“妖娆”、“妩媚”、“娉婷”、“婵娟”、“韶秀”、“窈窕”……还有“靓”、“娇”、“倩”、“艳”……都是很难在英文中“精确”翻译的。王维说“漠漠水田飞白鹭”，秦观说“漠漠轻寒上小楼”，这同一个“漠漠”，到底有何区别，那也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还有“语法死”。那就是西洋语言的语法中，“主语”、“谓语”、“宾语”和“补语”等都规定得比较死，也和汉语的语法差别很大。这尤其在中国传统诗词中表现得最突出。比如“乱山雪烛夜，孤独异乡人”、“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一类，没有“谓语”，也没有“主语”。所以这些中国的“绝妙好辞”一旦要翻译成西洋语言，就变成了一大堆十分冗长平庸的句子。甚至翻译成现在的“白话文”汉语，也就韵味全失。
标点符号是西方人发明的，传统汉文只有顿、断、圈、点。当然是西方的“精确”，中国的“模糊”。换一个角度说，就是西方的“死”而中国的“活”。
追究到底，这种语言文字上的差异，其实是西方人和中国人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当然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西方思维和文字的讲究精确、准确甚至刻板也自有它的好处，从科学技术到法律人权，中国从清末以来，已经拜西方人为老师，从西方文化中“拿来”（ 鲁迅语 ）了不少东西。但问题在于，我们也必须懂得，中华民族也有自己的价值观、审美观，有自己仰观俯察的思维和感受方式，而其最核心的特点，则是富有浓郁的“诗质”。而这一特点，在语言文字中更有特别鲜明生动的体现。
不认识这一点，就很难对传统的中华文化知其“宫室之美，百官之富”（《 论语 》），就难免会拿西方的一些“教条”和“原理”来僵硬地框套中国的传统文学艺术作品，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而玉石不分，美丑混淆。关于汉字语言要“拼音化”的偏颇认识曾经延续了一个世纪，也正来源于此。
这也正是后来《 红楼梦 》思想艺术评价中吵闹了上百年而没有结果的文化上之“症结”和“根源”所在，因为绝大多数《 红楼梦 》的阅读者和研究者都缺乏这种对汉语和西文深刻的比较文化视野，当然也就达不到明晰的认识。
所以，周汝昌读西语系是并没有白上的。他对英语“修行”的资源其实也没有“浪费”，虽然没有翻译“大部头”，却从思维方式上促成了他的敏锐和深刻，促成了他对汉语文和英语文（ 推而广之也就是西方语文 ）本真切肤的体察。
他曾感慨地说：“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不懂自己的语文之可珍可贵，一味‘慕化’别人，陶醉于洋八股语式，任意伤害、扭曲汉字汉文之大美至美。我每一念及此事，总是心伤意痛。”
当然，学习了英语，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这还是得益于周汝昌天分的颖悟，得益于他“中华文化本位”的基本立场，否则，学了外语而“学贯中西”的学人也不在少数，为什么就没有达到同样的认识呢？最突出的例子是胡适，他为什么从根本的思维方式上恰恰与周汝昌相反呢？归根结底，因为胡适是“西方文化本位”的。
这一点，深深地影响了周汝昌对中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观照，影响了他对《 红楼梦 》的体会和研究。其间的纠葛十分复杂，要辨析清楚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然，这也使周汝昌在“红学界”一生都处于一种“孤立”的状态，遭受到各种持续不断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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