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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初入燕京大学时，因为英文水平高，只听了一堂课，就被教师推荐免修大一英文，跳级上大二的课程，前面已经叙述过。抗战胜利后重返燕园，教授欧美近代小说的包贵思女士（ Ms.Grace Boynton ）最让周汝昌感到“投缘”，觉得她不仅懂语言，也懂文学，对同学平易近人，但对学业要求也严格。
有一次，包贵思老师指定学生读三本书：一本是美国某小说名著，另外两本是对这本名著的评论著作，读完后要提交一本读书报告，限期为两个多月。这时，周汝昌已经把全部精力都投入考证曹雪芹的生平家世，到了临交作业的限期，才想起来。于是赶紧硬着头皮读那三本洋文“蟹行”大书，然后在某一个下午，坐在宿舍里奋笔疾书，那真有点文不加点笔不停挥的样子，一口气写了六十页。交卷了！
过了几天，包贵思老师忽然对周汝昌说：“星期四下午来我家吃饭。”原来燕京大学有一种风气，教师高兴时就邀请学生去家里吃饭，主要还是增进师生间的互相了解。星期四到了，周汝昌如约来到包贵思老师的住宅。一进门，包贵思就拿出一沓纸给周汝昌。周汝昌接过来一看，原来就是自己写的paper（ 论文、作业 ），上面用铅笔写了几行字，翻译成汉语就是：这份卷子所凭值的，不是一个分数（ grade ），而是教师的一鞠躬。周汝昌看了以后，当然是十分高兴又有点惶恐，连连客气说：I can hardly deserve it.（ 您给我这样的评价，我如何当得起 ）但包贵思女士说：你当得起。
不过故事还有后续发展。周汝昌在包贵思老师家吃完饭，回到宿舍，再细细翻看自己的paper，发现这份卷子已经被赵萝蕤女士先看过了。赵女士是被包贵思老师赏识的高材生，传说还曾被选为燕京大学的“校花”。她是神学院院长赵紫宸的千金，这时已经是燕京大学的教授。显然，包贵思老师是想让赵萝蕤女士“奇文共欣赏”，所以让她一睹为快。周汝昌看到，赵女士在有一页边角处写了一条批语：“这部小说的意义和研究的问题并不如此简单。”这是对后学的论文表示不同意见，理解不同，也是人之常情。
不过另一处，她用绿色的笔添了一个介词“to”。周汝昌对这一处涉及“语文”用法的改动却有点不服气。因为按照英文正规的用法，这种句法中的这一个“to”是应该省略不写的，有了这个“to”，反而显得累赘了。过了两天，周汝昌就去向包贵思老师请教：在此处这个“to”有必要添加吗？包贵思女士笑了，回答说不必加。
1950年的毕业论文答辩，当然也是颇有点“轰动效应”的。答辩委员会以全票通过答辩后，按照惯例西语系为周汝昌举行了一个学术报告会。在报告中，打破了传统说法中的观点，如说《 文赋 》是陆机早年的作品，周汝昌说，不对，应该是他晚年的作品，接着举出证据，作了详瞻的论证。当周汝昌演讲完毕后，在场的教授全体鼓掌祝贺。散会的时候，燕大校园内博雅塔捐赠人之子博晨光（ L.C.Porter ）教授对周汝昌说：“你的论文太好了，大学本科毕业论文不要求这么好，这个足够博士论文的水平了。”周汝昌当年写的论文题目是“An Introduction to Lu Chi's Wen Fu” （《 英译陆机〈 文赋 〉之介绍 》） ，后来在《 Studia Serica 》1951年第9期发表，这里面又有个小故事。
燕京大学有一个美国籍的研究生ArthurLink，中文译名叫林阿释，他主修中国佛教史，具体工作是要把梁朝慧皎撰写的《 高僧传 》翻译成英文。作这项研究，汤用彤先生的《 汉魏六朝佛教史 》当然是必须参阅的。这部书是用文言文写的，文体考究，词义典重深奥，再加上是说佛教的事情，专门术语扑面而来，这对于一个对汉语不过初通的美国青年来说，那实在是有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了。阿释就托人找助手帮助，付给报酬。不过这个“助手”可不好找，因为那工作是需要把《 汉魏六朝佛教史 》口译成能让阿释听懂的话，那当然不仅要英文好，还得对佛教也有不浅的修为。周汝昌此时在校内已经小有名气，三转两转，就找上周汝昌了。
周汝昌与林阿释交往之下，感到颇为投机。林阿释说自己是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军人，曾在印度驻扎，由于这种机缘，爱上了东方文化。退伍后就立志研究佛教，并选定了中国佛教作课题。他富有美国人的幽默感，让周汝昌感到有趣。比如周汝昌问他对印度有何印象，与中国比较怎么样？阿释回答说：“印度人富有哲思（ very philosophical ），不像中国人那么实际（ practical ）。”他因此选定中国佛教作研究对象，因为觉得要了解印度人的头脑可不容易。印度佛教更富有思辨性、逻辑性，中国文化更富有“实用理性”，这的确也是后来学术界对中国与印度两种不同文化比较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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