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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对周汝昌的响应，是激励周汝昌继续考证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巨大推动力。
胡适生于1891年（ 光绪十七年辛卯 ）12月28日，1947年12月，整五十六岁。周汝昌生于1918年4月14日，1947年12月，二十九岁。胡适比周汝昌大二十七岁。
胡适此时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学者和官僚，既是“五四”运动新文化的旗手，又是“新红学”的开山祖师，还是北京大学校长。甚至，蒋介石还有意提名胡适当中华民国的总统。1948年4月3日晚，胡适应邀去蒋介石私人官邸。蒋介石说：“我将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里提名你为总统候选人。在这部宪法里，国家最高的行政实权在行政院，我这个人不能做没有实权的总统，所以愿将总统让给你，我自己当行政院长。”胡适笑着说：“我希望另觅他人。”蒋介石说：“或者由我当总统，你担任行政院长？”见蒋介石态度如此诚恳，胡适很感动，说：“让蒋先生决定吧。”① 而周汝昌，此时不过是个学程坎坷，年华已老大而还没有从大学毕业的在校大学生。
胡适与周汝昌的地位、年龄都如此悬殊，却在曹雪芹的生卒年这样一个纯粹考证性的学术问题上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因缘。对周汝昌来说，其高兴、振奋是可想而知的。从1948年初收到胡适的第一封信后，周汝昌就进入了研究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亢奋状态。民国三十七年（ 1948 ）三月十八日① ，周汝昌给胡适写了第一封信。由此开始，到民国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发出最后一封信，整整半年时间，周汝昌共给胡适写了九封信，而胡适回了六封信（ 也可能是七封 ）。在《〈 石头记 〉会真 》中，除了可能亡佚的一封胡适信以及新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档案馆发现一封周汝昌于民国三十七年九月十四日给胡适的信外，来往信件全部可以看到。
从这些来往信函中，可以得到以下一些印象和结论。
一、周汝昌对胡适十分尊敬和感激，胡适的回信确实促发了周汝昌研究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极大热情，并让周汝昌立下了献身红学的最初志愿。
周汝昌写给胡适的第一封信开头一段这样说：“谢谢您给我的信（ 原函见《 民国日报·图书副刊 》第八十二期，三十七年二月二十日出版 ），自问无意抛砖，不期引玉，真是欣幸无已。可惜那封信我见到时已很晚，跟着又是忙，所以直到今天才得写信来谢您，实在抱歉之至。本来拙文不过就发现的一点材料随手写成，不但没有下旁参细绎的工夫，连先生的《〈 红楼梦 〉考证 》都没有机会翻阅对证一下。倒是先生的来信，却真提起我的兴趣来了。到处搜借，好容易得了一部亚东版的《 红楼梦 》，才得仔细检索了一回。现在不妨把我的意思再向先生说说，也许因此竟会讨论出比较接近事实的结论来，也未可知。”
在民国三十七年六月四日写的第二封信开头则云：“自从去冬偶然为文谈曹雪芹，蒙先生赐复，兴趣转浓。半年以来，把课余的一些闲工夫，都花费在搜集曹家身世文献上面，成绩小有可观，竟然起意要草一本小册子，主旨在更清楚的明了雪芹的家世，才能更明了《 红楼梦 》，而邪说怪语才可以消灭无形了，这个工作是先生创始的，我现在要大胆尝试继承这工作。”
由“倒是先生的来信，却真提起我的兴趣来了”到“蒙先生赐复，兴趣转浓”，这是非常真实的夫子自道。“明了雪芹的家世，才能更明了《 红楼梦 》。”也已经宣示出先做作者的考证工作，再深入小说文本内容（ 思想、艺术、文化等 ）的研究路线。而这就是后来红学界延续多年的“红学”与“曹学”关系的争论源头。
二、在曹雪芹的生卒年问题上，周汝昌坚持自己的看法，不同意胡适的看法，一再向胡适陈述自己看法的根据和理由，希望说服胡适。而曹雪芹的生卒年问题之所以重要，在于曹雪芹是否能赶上“曹家的繁华”，进而影响到曹雪芹写作《 红楼梦 》的“自传”程度是多还是少、强还是弱，当然也就涉及对《 红楼梦 》的作者认定、成书情况以及小说的思想、艺术特点等问题的认知。
三、周汝昌比胡适更坚决、彻底地相信曹雪芹写作《 红楼梦 》有强烈的“家史”和“自传”性质。在给胡适的第一封信中，周汝昌就说：“也许先生会笑我傻，把小说当年谱看。其实平伯先生早就这样‘傻’过的。我觉得他排列年表的结果很好，同时这也是讨论《 红楼 》作者年代的唯一合理办法。我如今作了一件更傻的事情，就是把《 红楼 》从头翻过一下，凡是有关时序日期和年龄的句子，都摘录下来，列成一个长表，才发现此书叙时叙事的有条不紊，首尾吻合，‘科学化’的程度，实在惊人！除了一二处不重要的小参差，无不若合符契。”而胡适在民国三十七年七月二十日的回信中明确说：“我劝你暂时把你的‘年表’搁起。专力去做一件事，固然要紧；撇开一切成见，以‘虚心’做出发点，也很重要。”
四、对曹雪芹的生卒年，胡适和周汝昌并没有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在《〈 石头记 〉会真 》中，周汝昌在民国三十七年三月十八日致胡适信后加了一段“附记”，其中说：“因为胡适当时给我的信为编者赵万里先生刊在报端，所以我的回答也只好用信札的形式。胡适见此文后，再与我来信，后附‘我劝你把年表收起来’。我很不服气，就一直争下来了……胡适在雪芹卒年问题上，最初是接受我的论点的，但他到最后影印‘甲戌本’作文时又‘回到壬午说’了，亦即仍然回到了他的老说法上去，认为雪芹卒于乾隆二十七年除夕，其理由却只是因见有人歪曲《 懋斋诗钞 》，说它‘并非编年’，便也说‘我看不是编年’云云，表现出不去认真核考、不肯服从事实的态度。至于生年，我一直在问：凭空里让雪芹‘多活’上五年，这算什么‘考证’呢？我排年表的办法，自然也有人不以为然，但它说明了正好差出一个‘五年’来，这难道不值得思索吗？”
五、胡适慷慨大度地把珍贵的甲戌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借给并不识面的普通学生周汝昌，周祜昌和周汝昌兄弟“先斩后奏”抄录了一个副本，表现了双方为追求学术而毫无私心的高风亮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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