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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给周汝昌的信，是经《 民国日报 》“图书”副刊主编赵万里转的，赵万里近水楼台，转给周汝昌之前，已经把胡适的信在下一期的《 民国日报·图书 》发表了。
周汝昌写的第一篇红学论文就是这样“问世传奇”的。四哥周祜昌的起意引逗，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偶然得之，顾随老师的关心约稿，赵万里主任的识珠刊发，胡适校长的热情响应，当然如果再“追根溯源”，还有母亲李彩凤在周汝昌幼年的讲红启蒙，都是这篇文章得以诞生并随之产生巨大影响的“因缘”和“助力”。
如果孤立地看，周汝昌的这篇文章只是考证曹雪芹的生卒年，似乎与《 红楼梦 》的文本阅读没有直接关系，其意义似乎也不能说得太高，但如果放在整个《 红楼梦 》研究和红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观照，则其潜在的历史意义是很大的。
何以见得呢？
首先，从胡适、俞平伯开创“新红学”到周汝昌的这篇文章发表，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红学的发展逐渐处于停滞的状态，缺少真正石破天惊的新发现新论证，老的索隐派红学也仍然占着半壁江山。周汝昌这篇文章的问世打破了这种沉闷的局面，使新红学重新获得了学术动力。
其次，这一篇文章的发表，对周汝昌人生方向的确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其后种种反响的刺激和鼓舞下，周汝昌开始自觉地走上了红学和《 红楼梦 》研究的学术道路，为日后《〈 红楼梦 〉新证 》的写作起了筚路蓝缕穿针引线的作用。
第三，这篇文章昭示出此后五十余年红学的发展大方向：在进入《 红楼梦 》文本之前，必须先弄清作者和版本的基本情况，为此后五六十年内“曹学”和《 石头记 》版本学等考证性学问成为红学实际上的主流和“热点”开了端绪。
在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后的2004年5月，周祜昌、周汝昌和周伦玲①合撰的《〈 石头记 〉会真 》由郑州的海燕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录有《 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 懋斋诗钞 〉中之曹雪芹 》，周汝昌在文后附语说：“此文是我‘考红’的第一篇文字，原载《 民国日报 》“图书”副刊，是赵万里先生编录的，对我数十年红学研究来说，有其纪念意义—— 就是对红学史的进展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并且由它而引起后来红学上的种种环节的发展。”
周汝昌在重返燕园一年后，作为一个在校大学生，发表的这篇并不太长的曹雪芹生卒年的考证文章，为什么对红学史的进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它怎样“引起后来红学上的种种环节的发展”？周汝昌对自己的这种评价是不是太高了？如果联系红学的历史发展，对周汝昌的红学研究之旅“追踪蹑迹”，加以考察，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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