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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台上刻的这个“吴桢”看来是真名实姓，但他到底是何朝何代之人，具体情况如何，这是个可以考证的题目，虽然不大，却也很有趣味。周汝昌就开始考证这个吴桢。同窗孙铮② 认为这个吴桢就是《 皇明从信录 》的作者 ——《 皇明从信录 》是一部记述明末故典逸史的书。周汝昌顺着这条线索，翻查典籍，爬罗剔抉，刮垢磨光，下了一番功夫，写成了一篇《 吴桢考 》。
但后来继续考证，却发现这个砚台上的吴桢，与写《 皇明从信录 》的那个吴桢毫无关系，而是另一个人，是明代的一个古书旧物的收藏家，与当时的著名文人陈继儒同时，“周生”就是他的别号。故宫里旧藏日珂罗版影印的《 兰亭序 》上就有这位吴周生的收藏印记，在《 古今图书集成 》中也查到他的名字。再进一步考证砚台背面凹处草书铭言，原来是后人添刻的——从当过大总统的徐世昌的砚铭中摹写来的，此外还伪托了另一个名家的款记（ 是哪一个名家周汝昌已经记不清楚，而此砚台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抄走后下落不明，无法再核查 ）。这当然是市贾作伪，企图抬高其价值，实际上却是在这件古文物上佛头着粪，大煞风景。
一个砚台上的人名，要考证清楚，却如此周章曲折，费心费力费时，还走了不少弯路。这次小小的经验教训，让周汝昌体会到考证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是一件需要全身心投入，全方位考察，多角度思考的工作。作考证的人要有丰富渊博的知识和学问，要有尊重事实、客观理性的态度，还要有能从各种复杂的表面现象中辨别真伪、祛除迷雾、分析是非的本领。历史是混杂的，沉积的，真理往往隐藏在厚重的沉沙泥垢之内。
不过，这第一次考证的曲折经历，并没有让周汝昌知难而退，反而使他萌发了更加强烈的考证兴趣。而不久，他就有了一次重要的发现，而这次发现，标志着他从此将走上研究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道路，并成为毕生最主要的事业。
当时，胡适的《〈 红楼梦 〉考证 》已经行世多年，这本书于1921年5月（ 民国十年 ）由上海亚东图书馆版《 红楼梦 》卷首和同年亚东图书馆版《 胡适文存 》卷三中出版面世，篇幅并不大，一共只有不足三万字，其实只是一篇论文，但这是“新红学”的开山之作。两年后（ 1923年4月 ）亚东图书馆出版了俞平伯的《〈 红楼梦 〉辨 》，共十五万字。这两本书标志着《 红楼梦 》研究进入了一个历史的新阶段。这也就是所谓“新红学”取代“旧红学”，或“自传说”取代“索隐派”的一个学术纪元的新旧转换。
在这两部书出版之前，对《 红楼梦 》思想内容的理解和评论，盛行的是“索隐”。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几种说法。
一是“明珠家事说”——也称“纳兰性德家事说”。明珠是满洲正黄旗人，姓纳喇氏，由侍卫累官至兵部尚书，在朝廷讨论撤吴三桂等“三藩”的朝政应对中受到康熙皇帝的欣赏，调任吏部尚书，授武英殿大学士，后来担任重修《 太祖太宗实录 》、编纂《 大清会典 》和《 平定三逆方略 》的总裁官，加太子太傅，晋太子太师。虽然曾一度被御史郭琇参奏结党营私而革去大学士，但后来随康熙亲征噶尔丹运饷有功，又恢复原来级别。纳兰性德是明珠的长子，康熙十二年进士，官一等侍卫，是清初著名的诗词作家，特别是词集《 饮水词 》，更是享誉甚隆。
纳兰性德的诗词作品所体现出的情调，和贾宝玉颇有些像，他只活了三十岁就短命而死。据说乾隆皇帝读了《 红楼梦 》后说：“此盖为明珠家作也。”由于明珠家由盛到衰，而纳兰性德性格像贾宝玉，也有一些悲剧性爱情传说，所以这种附会越传越神。
另一种有影响的索隐派说法是“清世祖与董鄂妃说”。王梦阮和沈瓶庵著《〈 红楼梦 〉索隐 》所主，于1916年（ 民国五年 ）由上海中华书局铅印出版。
《 索隐 》提要中说：“吾闻于京师故老云：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诸名王奇女也。”清世祖就是清朝的开国皇帝爱新觉罗·福临，年号顺治，董鄂妃本来是一个满族官僚的女儿，内大臣鄂硕之女，先嫁于福临的弟弟襄亲王穆博果尔，在穆博果尔生前，顺治就爱上了这个弟媳妇，穆博果尔忧愤而死后，顺治就把弟媳妇纳为妃子。可是在传说中却把这个董鄂妃说成是明末清初的名妓董小宛。其实董小宛比顺治帝大十五岁，她死时顺治帝才七岁，她本来嫁给了江南才子冒襄而且一直没有离开过，可以说与董鄂妃风马牛不相及，但民间传说却说得有板有眼。《〈 红楼梦 〉索隐 》就持这种观点。
第三种是蔡元培著的《〈 石头记 〉索隐 》，于1916年（ 民国五年 ）在《 小说月报 》1至6期连载，次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
这本书的中心观点是认为《 红楼梦 》乃“康熙朝之政治小说”，书的宗旨是“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认为贾宝玉是影射康熙废太子胤礽，十二钗则是清代的十二个文人朱彝尊、高士奇、徐乾学、姜西溟等，说“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由于蔡元培的政治和文化地位很高，《〈 石头记 〉索隐 》宣传民族主义，与当时推翻清王朝而恢复汉族的统治地位的现实政治密切相关，所以很热销，到1930年（ 民国十九年 ）已印行第十版。
第四种是邓狂言著的《〈 红楼梦 〉释真 》，于1919年（ 民国八年 ）由上海民权出版部出版。
此书认为《 红楼梦 》是一部“明清兴亡史”，说曹雪芹“增删五次”是写了“崇德、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五朝史”，说贾元春影射明代末帝崇祯，迎春影射福王，探春影射唐王，惜春影射桂王，即所谓南朝三王。而贾宝玉既影射顺治又影射乾隆，迎春、探春、惜春又分别影射吴三桂、吴应熊、郑成功、耿精忠、尚可喜等人。
胡适和俞平伯的著作就是针对这些索隐派的观点，通过对作者和版本的考证，指出索隐的方法和结论都十分荒谬；而正面得出前八十回是曹雪芹写“家史”和“自传”，后四十回是高鹗所续补的基本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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