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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经过了一段兵荒马乱的混乱岁月，散军杂牌的侵扰惊吓，沉闷已久的海河上空，老百姓忽然听到了轰隆轰隆的响声，然后就看见了一小队飞机自海塘、大沽方向朝天津飞来，再由天津飞向海口。后来才知道那是“盟军”（ 美军 ）已经抵达天津，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前来接管曾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的城市，原来驻扎的一排日军也从周汝昌家乡附近的军营里悄悄消失了。
抗战胜利后的“津海关”张贴出广告，代一个名叫“敌伪物资接收管理局”的机关招考工作人员。在亲友的怂恿下，周汝昌参加了录用考试，以第二名的成绩被录用。第一名叫商文藻，是敌伪海关原职员刚被裁退的，他有工作经验，拔了头筹。
对于当年抗日战争的胜利，周汝昌在八十六岁的耄耋之年，一次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周汝昌一生最高兴的事情是什么。周汝昌回答说，一生最高兴的事情有几件，而最早的一件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上街游行庆祝，那真是发自心底的激动、狂喜、幸福、兴奋！其他几件高兴事则是1947年发现敦敏《 懋斋诗钞 》、1953年从邮局取回新出版的《〈 红楼梦 〉新证 》、1970年听到周总理办公室电调自己回京。
在考取“津海关暂用外勤助理员”报到的过程中，还有一幕有趣的插曲。被录取者中有许多是原日伪时期就在海关工作，抗战胜利后被裁退又重新报考的旧任职员。这些人对海关的工作情况很熟悉，周汝昌则是一个“新手”，对工作内容一无所知。出来一位海关人员对新录取者询问情况，分派职务，挨个儿点名、打量、谈话。周汝昌印象中，此人身材相貌都很“顺眼”，魁梧端正，说话也和蔼，因此在问答时，周汝昌不禁想显示一下自己，侃侃而谈，从容自若。当谈到分配到哪一“组”去工作时，周汝昌问具体都干些什么，那人回答说是跟随大车协助关员等人去查仓库、点货、列单、编号等。
周汝昌立刻回答说：“我不干了——我辞职。”
旁边那些一同被录取的人听周汝昌这么说，都又吃惊，又好笑，心想这个年轻人大概是个傻瓜。那位关员的脸上也露出惊异的表情，不过他没有说“那你走吧”，而是想了想，问：“你是愿意在办公室做内勤工作？”周汝昌下意识地点了点头，其实他并不知道“内勤”具体要干些什么。
那个关员微笑着说：“你考的就是外勤助理员，怎么又不干了？”周汝昌回答说：“我知道。我应考是试试，今天真不愿干这个了。”关员说：“你等等。”转身离去，不一会返回，对周汝昌说：“杨主任要见你，请随我来。”
周汝昌在办公室见到了戴着眼镜颇为威严的杨主任。杨主任一口京腔，但从咬字能听出是南方籍贯。杨主任询问为什么不愿做外勤，说“你考的就是外勤”，周汝昌年轻心热，把这位杨主任当作抗战后方来的亲人，倾吐自己在几年沦陷中暗室偷生，努力学习的情况。杨主任没听几句，就打断说：“就不要说这些了，等调来你的卷子看看。”听差不一会就拿来考卷卷宗，杨主任找出周汝昌那一份翻阅查看，周汝昌从旁边偷眼一瞥，见右上角的一个分数是“97”。
杨主任看完考卷，抬起头来对周汝昌说：“那你就在屋里吧！——明日一早来上班。”
周汝昌在大办公室做起了“内勤”，与一位姓姜的同事一起，整天忙碌着写信封、发通知存栈的货单——这都是些和敌伪没有关系的商人自己存在仓栈的私产，但要不被政府视为匪产没收，商人们必须办理提货手续——当然是要纳税金的。工作不重，事情简单，周汝昌干得也挺来劲。但不久，因为与同事向上级“索薪”，周汝昌又“失业”了。
国民党政府的“接收”机构，天津人谐音叫“劫收”。这个“津海关”招收了新员工，却不按原规定发满薪，每月扣钱。此时的钱已经变得十分“毛”，政府今天发行“法币”，明天又发行“关金券”，名目花样翻新，实际上是对老百姓巧取豪夺。因为每一改“新币”，老百姓就得把几十、几百的旧币换成“新”的一元钱，遭受巨大损失。“津海关”扣薪不全发，让这些小职员更是雪上加霜。员工多次交涉，也没有什么结果。
这时，周汝昌与商文藻这两位考试录取的“榜眼”和“状元”，就起草申诉信，向上海的总税司丁贵堂申诉，要求命令“津海关”履行招聘时的条件。申诉信中英文一式两份，由周汝昌起草，商文藻负责打字成文。但其他同事却都不敢参与或协助出力。而且还有一个姓魏的装作同情，打听了情况后就向上司“打小报告”。
结果是，“津海关”的税务司司长召集员工代表到大厅开会“训话”，打官腔，企图将这些人威吓一番了事。一二十个员工代表都鸦雀无声，不敢抗争，害怕丢了饭碗。周汝昌又站出来侃侃而谈，据理力争，把税务司长说得张口结舌，只好由一个手下人说了几句门面话下台阶。
但没过几天，周汝昌的办公桌就被“调动”到一个后面的冷落大屋子，再无事可做。不久就宣布“接收”事务的工作量已经越来越少，“助理员”要分批裁减了。不用说，第一批被裁退名单上的第一名就是周汝昌。而没有被裁减留下继续工作的职员却被加补了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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