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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感慨说，一些影视编导等文艺界人士对“诗化”的反应总离不开“一片湖波，柳丝拂水……”、“一座花园，花木楼台，山石掩映……”之类，对人物行动的诗境则全然钝觉。“这使我深感失望，也倍加思索，在我们中华传统戏剧舞台上，昔时的艺术大师们创造的那些奇迹……如果只知道杜丽娘与春香二人‘游园’那叫诗境，就必然不能懂得‘山门’的鲁智深、‘夜奔’的林教头、‘起解 ’的玉堂春（ 苏三 ），那才是真正的诗境。为什么说这是诗境？因为这早已超越了西方戏剧理论观念的‘逼真’与‘再现’的艺术层次。一个粗鲁胖僧，不守戒律，抢酒喝醉，拆亭毁寺……这怎么‘逼真’、‘再现’？再现了能让观众在台下‘击节’审美大大享受吗？落难逃命、慌不择路、残月昏宵，人亡家破，急奔梁山……冤沉大狱，诬为杀夫，受尽屈辱，发解太原，自忖自祷，柔肠百结——这不幸之妓女，是个蓬首垢面的死囚！要把这些‘逼真’‘再现’？怎么可能？有何看头？可是请你看看咱们中华文化的舞台艺术吧！这是怎么一回事？是个什么奥秘？不是别的，就是我们的民族智府灵源中的善于‘诗化’的宝贵质素和本领才华。《 红楼梦 》则是在小说领域中的一个特立独出的范例。”
可以说，对戏曲、曲艺等中华传统艺术的修养，在周汝昌漫长的人生中，逐渐从一种业余爱好上升为融进血液里的美学因子，自然如行云流水，默默而汩汩地化入了他对《 红楼梦 》研究的学术大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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